看了奥巴马的“演讲集”和《无畏的希望》，我有些汗颜、有些惭愧。奥巴马律师出身，他在思考着什么?在做着什么?他在忧国(美国)忧民，他在为民请愿，他在愤世嫉俗，他在试图推倒政府的官僚习气，他在革命，在努力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在争取让美国每个公民有均等的权利。同样作为律师，我们国家的律师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是不是更多的人在想着如何赚钱，如何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所谓的专业学习是不是纯粹以逐利为目的?虽然这和国家的体制有关系，我国的律师不可能在政治舞台占主导地位，那么我们每个个体就应该妄自菲薄，随波逐流吗?不，既然选了这行就要活得精彩，就要用法律多为他人、社会做些事情。我们需要独立的思考，西方法学界说“像律师一样思考”，那是独立的思考，我们作为律师有吗?奥巴马现在很郁闷，很难受，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交际圈子在缩小，整天和银行家、政治家、企业家、律所合伙人打交道，接触普通民众的机会太少了，他不愿意!很多其他律师呢?他们在抱怨为何他们不能有那么好的关系，削尖了脑袋想融入那些高层关系!在这里，我不是指所有的律师，我想大部分是这样的吧。有真才实学、真正钻研某一法学领域、具有良好的修养与社会道德标准，这样的律师是我欣赏的，我估计也是社会欣赏的。以下为我抄录的有感触的句子：
像所有第一次参加竞选的人一样，我不放弃任何一次谈话的机会。我去过街区俱乐部的集会，参加教会活动，还去过美容院和理发店。如果见到街头拐角有两位交谈的人，我便会走过马路，递给他们竞选宣传册。1
我一直坚持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书，我喜欢这个工作，常常会有人邀请我做巡回演讲我保持了独立、奠定了声誉、稳固了婚姻，可这一切在我踏进首府华盛顿时——至少从统计上看——都面临着风险。我每天给民主党主要捐赠人打四五个小时的电话，试图得到他们的回复。我召开过记者招待会，却没有一个观众。
然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独自驾车游说的，首先从芝加哥的一个个选举区，再到各县各镇，最后跑遍了整个州。
我只能靠朋友和熟人关系去敲开每一扇陌生的大门，或把拜访安排在教堂、工会大厅、桥牌小组或Rotary Club这些地方。有时赶了几个小时路程后，发现只有两三个人围坐在餐桌旁等我。
连月以来的谈话让我有所感悟。如果要说，那就是我发现原来人们的希望竟是如此朴实。一致的信念是没有种族、地区、宗教和阶级之分的。他们大多数认为，只要一个人想工作，就应该可以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人们不应该因为生病就必须去申报破产;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真正的教育——这不应该只停留在嘴上;穷人的孩子也应该能上大学。他们想要远离犯罪和恐怖分子的安全感，想要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想要有更多陪孩子的时间。他们想在年老时能够体面地退休并受人尊敬。
我认为城市中心的苦恼大部分来自于文化上的衰落，这是无法单纯用金钱治愈的，价值观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国内生产总值。
就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审议机构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倾听。
在我的理解中，政治就是一项身体对抗激烈的体育运动，即使是横眉瞪眼和偶尔脚下使绊儿也不会被判犯规。
我们真正的麻烦是横亘于我们的崇高使命和渺小政治之间的鸿沟——长期以来我们容易陷入一些细微琐事之中，往往不能再紧要关头做出重要决策，无法达成一致来解决所有的重大问题。
我们认为信仰是一切幸福和理解之源，然而我们却发现，在信仰的表达和理解上出现了分歧。
当然，还有千百万日夜辛勤工作的美国人要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他们在工作着或正在寻找工作，开始创业，辅导孩子的家庭作业，穷于应对疯涨的油价和不足的医疗保险，以及由于破产法庭而无法领取应得的退休抚恤金。他们时而对未来充满希望，时而又跌入绝望的谷底。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矛盾和含混。
无论何时，只要有机会，她(作者母亲)就会给年幼的我灌输她心中的价值观：宽容，平等，帮助弱势群体。
他谦和的态度变得救世主般坚定。看着多数共和党参议员同僚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此时我注意到权力所能带来的这种危险的隔离感，领会到先辈们设计权力制衡体系的英明。
直到他(小布什)离开大厅，我才意识到谈话的时候我的手一直搭在他肩上-----一个我下意识的习惯，但是我想，这个习惯为我交了一大帮朋友，更不用说大厅里特勤局的人员了，真是不容易。
需要强调的是，全伊利诺伊州、全美国正在不断地发生一场彼此互相影响、相互渗透的交流，一系列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虽不全然有序，但基本平和。不同的身份正在混作一起，然后以新的方式取得一致。信仰不断地摆脱断言的羁绊。肤浅的预期和简单的解释正不断地被颠覆。
《独立宣言》隐含的基本思想——我们生来自有，所有的人;我们每个人生来具有许多权利，若没有正当理由，任何人、任何国家不能剥夺;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也一定能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每个美国人都知道。这个思想日复一日地给我们指引方向，确定路线。
多数肯尼亚人具有一种恐怖感：他们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中。我同辈的亲戚告诉她，如果不行贿，找份工作或者自己做生意将十分困难。活动家告诉我们，由于表达对政府政策的反对他们被关进大牢。
但是我们也从正面理解我们的自由权，这体现在机会的理念和有助于实现机会的附属价值观中——所有那些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穷理查的历书》(Poor Richard/s Almanack)中第一次普及，一辈子持续激励我们忠诚的朴素美德;自力更生、自我修养和承担风险的价值观;奋发图强、严于律己、自我克制和努力工作的价值观;节俭和承担责任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植根于一种对生活的基本乐观态度和对自由意志的信念——一种这样的信心：通过勇气、汗水和智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命运的限制。但是这些价值观同样表达了一种更宽广的信心：只要每个男人和女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就会欣欣向荣。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取决于国内占大多数的拥护这些价值观的美国人。
如果我们美国人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如果我们天生不满部族忠诚、传统、习俗和种姓制度的历史，那么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将是个错误。我们的个人主义始终和一套共有的价值观粘在一起，这种粘合剂每个健康的社会都需要。
我们珍重爱国主义和国民责任，一种为国家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我们珍视超乎我们自己的信仰，不管它是以正式宗教还是以道德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也珍视我们表达互相关注的一些行为表现：诚实、公正、谦虚、和善、礼貌和同情。
没有什么比遇上一位以工作为荣或者乐于付出的人——会计师、管道工、三星上将、电话那头看来真的为你解决问题的人——能让我感到高兴。但后来这样的相遇似乎十分少见;我似乎花更多的时间在商店里寻找人帮我，或者等待送货员出现。
我和许多保守人士一样，相信文化力量在个人成功和社会团结中的决定作用，相信我们若忽视文化因素就会自食其果。
保罗品质的最后一个方面——同情心——是一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欣赏的品质。它是我道德准则的核心，是我所遵循的“为人准则“(Golden Rule)——不仅仅是呼唤同情或呼唤慈善，而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一种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和从他人的角度来认识事情的本质。
然后我想到林肯，与前辈和继任者不同，他既清楚我们的民主协商有何作用，也明白这种协商有何局限性。
他(林肯)一直在内心中努力对两种对立的观点一视同仁——我们必须对话并达成共识，正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都不能确定上帝是否支持我们的行动;尽管如此，我们有时也必须采取行动，好像我们确信上天会保证我们不犯错误。
我想，对每个参议员来说，这多多少少是实情：担任参议员的时间越长，你交际的范围就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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