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论文

————论《白鹿原》的文学价值

姓名:胡红 学号：10100110221

摘要：新时期是中国文化发生急剧变化的阶段，文化的变化带来了文学的变化与发展。《白鹿原》是新时期最重要的小说，而且也颇引起争议的的一部长篇。《白鹿原》不可能产生于80年代，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白鹿原》达到了一个高峰，成为这个时代的经典。陈忠实的《白鹿原》带给人们的历史文化的反思和乡村文学的更深层次的发展成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一个结点。

关键词：新时期 寻根文学 乡村小说 历史反思《古船》 一脉相承

一 新时期的文化背景

《白鹿原》不可能出现在80年代。评论家雷达认为；“倘若没有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漫长的政治反思、经济反思和文化反思，没有文化寻根，没有现代主义思潮的激荡，没有外来文学的广开思路，《白鹿原》就不可能产生。”《白鹿原》写的不仅仅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部“民族秘史”，还是一部正处于新时期转型的乡村小说，是黄土高原山风一脉相承的乡村小说的高峰。

“新时期”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党史界是对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来历史时期的概括。文学史上的新时期文学应该是从“文革”’以后到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但是严格地说，“新时期文学”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既不准确

也已经过时。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概说》中专门注释“新时期”这个名词：“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通常认为，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被逮捕，便标志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

“文革”结束紧接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人们的思维方式、观念信仰、价值取向等方面也产生巨大的变化。在改革的激荡中，人们一方面极力想从“文革”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对以往错误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修正甚至颠覆；另一方面新时期的改革路线问题成为人们的关注点，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中国发展方向的问题，但是在面对外来文化思想时却使人们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在这种思潮下，陈忠实等一批作家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重新审视历史。80年代的这股思潮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成为陈忠实的《白鹿原》创作的重要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是国内知识界的文化思考、文化探寻与外来文化的启迪、激发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人们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在空间上逐步由政治层面移向文化层面，在时间上对一个刚刚结束的时代的审视逐渐上溯到久远的历史。人们开始对新中国建立的坎坷历程与封建文化意识的关联、传统文化意识对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的影响、传统文化的性质、要义、基本精神等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多位学者以专著、论文讲座等形式对中国文化的本质、价值、前途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就在人们讨论、沉思之际，随着思想的不断继而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哲学思潮和文化理论被大量引入，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荣格的人格心理学、尼采的悲剧哲学、柏格森的唯意志论等文艺理论先后成为文学的热点。在《白鹿原》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历史的思辨，同时也可以看到与前代不同的不自觉的运用西方理论的文学技巧的运用，如大量的性描写，悲剧的叙述，意识流在乡村小说或者反思文学中是一个探索和突破。

陈忠实写《白鹿原》是对家乡的历史的叙述，是一种追寻古老文化的意识，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文化热”中兴起的“文化寻根”文艺思潮结果。随着海内外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大的关注也引起了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文化寻根意识由此产生。而文化寻根意识缘起的另一方面是外国文学的刺激，特别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1982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4年国内翻译出版了《百年孤独》。这部小说在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对原始玛雅文化的探寻获得的巨大成功，刺激了我们的一些作家，及迎合了他们艺术探索上的新异的追求，也契合了他们以现代意识审视民族现实、发掘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意识。他们把目光转向乡土的、民间的、未被现代文明侵染的原始文化，都在自己所熟悉的地域生活中，来探寻民族文化的源流和精髓。这时期的作家有意识的更深层次的挖掘着传统的地域的文化土壤，文化视角由民族文化层转向社会历史层，对民族文化重新理性的审视，并进行了艺术的思考。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充满了神奇，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从由白鹿的神奇传说带来了白鹿原上强盛的生命力，再到神秘的诅咒，最后朱先生的儒性的预言，似乎在这片土地总也逃不过神秘力量主宰下的悲剧性命运，但作者还是深爱着这片土地，如漫天遍野的罂粟花在原上沐浴在纯净的阳光，热烈的拥抱死亡。

二 小说叙事话语范式

文化思辨叙事话语范式是从寻根文学开始的，它融合了历史认知和人本认知因素、体现着一种圣贤文化情结的、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式叙事话语。陈忠实《白鹿原》也是文化思辨叙事与人本思辨叙事、历史思辨叙事的有机融合。

“文革”结束后，人们似乎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自欺欺人的“清明期”，但是，当人们的历史观念稍稍跳出既成的褊狭的认知范式之后，才迷梦初醒般地认识到了历史话语的原点上。如果我们将这一阶段性的历史现象与整体的历史发展的自然延伸相联系，与思辨的历史

话语的原点相联系，那么我们会得出另一种认知结论，即历史与进步的悖谬。这种现象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怪圈，成为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一个噩梦。一种历史哲学思辨式的叙事话语，在新时期文坛应运而生，并很快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主流。这种新的叙事话语范式的特征，体现在认知方面，就是从刚刚成为”历史“的阶段性的历史现象中，来体察和感知历史的非进步因素的积淀之深，及其所带给作为现实生存者的我们的痛苦和心理阴影，来感知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程度之深、影响之烈；也是从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话语的逻辑起点上，以现代价值准则为尺度，来重新观照、审视和评判中国观、当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停滞、进步与徘徊、新生与陈腐。

《白鹿原》所所反映的正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观照、审视和评判，对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全面深入的思考。小说不再是以往小说的政治视角的写作，而是新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视角写作。作者把白鹿村作为主位，把国共的政治斗争作为外来的力量，在国共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中还存在以宗祠为代表的本土文化，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情境，在某种意义上，便成了民间村社家法组织及文化如何被几十年的政治所侵扰的历史。小说淡化了政治形态问题，白灵和鹿兆海是通过硬币来决定政治派别的，白孝文与鹿兆鹏互相帮助。宗祠文化是长久不变的，两党的政治斗争不是充满激情的，白鹿村的国民党总是忙于收粮，土匪在共产党的政府被构害，这其实也是正统历史观念的解构式叙事话语。历史流程是时间性的，社会结构却是是空间性。在白鹿原上所发生的这50年的历史是被重新解读的历史，就是将基于对民间村社家法组织及文化的新的历史观照和道德信念，几十年民国史和“文革”一起，纳入一个“祠堂文化”与国共政治斗争长期抗衡的时空架构。国、共、“祠”、贫、富、士、匪七种要素组合起来将白鹿原上的革命历史力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国、富组合，以乡长鹿子霖、保安团长白孝文为代表，第二种是共、贫、士、匪组合，以鹿兆鹏、白灵、黑娃为代表，第三种则是贫、富、士、“祠”为代表，三种力量七种要素的相互纠结，其中“祠堂文化”也被突出的显示出来，赋予更深层次的文化的意蕴，超越了早期同类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红旗谱》、《灵旗》《大年》，也是这类题材小说的终结。

除了对历史的重新解读，《白鹿原》也带来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的思辨。小说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叙述白鹿两家几十年的明争暗斗的故事。白嘉轩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化身，他严格按照儒家的伦理行为规范，他代表着封建文化明亮的一面，他注重内省修身，自励慎独，淡泊自守，坚持耕读传家，以仁义为自豪，兴祠堂，立乡约，成为封建道德的标杆；但也有明显的缺憾，就是对小娥等人的残忍冷酷，这也是封建文化所客观存在的弊病。鹿子霖所代表的黑暗腐朽则是封建文化暗的方面，他自私自利，阴险狡诈，心胸狭隘，腐化堕落，与白嘉轩即是对手，有共同构成封建文化的形象。而白孝文则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背叛，他从一个笃信儒家思想的族长继承人堕落到与小娥淫乱厮混，饥饿讨食到冷情残酷，背叛朋友的地步，实际上是作者对打破封建制度文化的一种思考，对传统文化的背弃的结果无疑是让人失望的。与白孝文的背弃相反的是黑娃的回归，黑娃虽然处于封建社会的底层，却不甘于屈服白嘉轩为象征的隐形的制度文化，宁可干活也不愿读圣贤书，嫌白嘉轩腰杆太硬太直，大闹革命，破坏宗祠，当了土匪还不忘打断白嘉轩的腰杆，但是到了最后却重拾书本，当了朱先生最得意的弟子，娶了媳妇，进入祠堂拜了祖宗，重新回到了他原本所抛弃的儒家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小说中最能反映历史反思问题的人物不是白嘉轩而是黑娃，黑娃以自身的跌宕起伏影射出中国革命历史的挫折与教训。朱先生代表的是儒家的理性哲学，他有着强大的儒家赋予的社会责任感，兴书院，禁土烟，劝退军，编县志，他对历史有着超强的预感，能够预示后来的“文革”，展现了儒家哲者的形象。在这里，封建文化也显示出多元性和复杂性，以白嘉轩为代表封建社会下的人的两面性，一面表现为宽容、敦厚、“爱人”，显示出农耕文化的质朴、迂阔、温和；另一面表现为冷酷、促狭、压制人性，透露农耕文化的残暴、粗陋。而朱先生是封建文化的第三面，是儒家文化的智慧与哲理的先进性。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黑娃、朱先生是作者塑造儒家传统文化的素材，他们是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思辨性的结果，也是对历史的重新审视的结果。

由于作家们在思想解放和艺术解放运动中，开始认识到文学主题不应再被动地从属于政治而必须是作家在心智上对生活的一种发现与顿悟，察觉到旧有的叙事模式已无力负载复杂

生活所暗示、所赋予的繁复内容时，“文体的自觉“问题就突出地提到作家们语言的创作日程上来。1985年中后期，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广泛渗透，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现代审美精神和文学创作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在这种冲击下陈忠实的《白鹿原》也突破了原有的叙事模式，采用叙述叙事的话语，摈弃早期成熟的描写语言，转化为形象的叙述语言，使小说语言在言说和表达上获得自由，更具张力和弹性，增加意蕴。陈忠实写《白鹿原》小说话语是一种的自觉文学范式的实践。他首先是怀着新奇的心态运用叙述语言，在写《白鹿原》时，他已经尝试着采用新方法写了一些文章。在运用新的语言形式时，他逐渐感受到叙述语言与描写语言的相比，无与伦比的优越性，那就是凝练、内在弹力和张力。在《白鹿原》中，叙述语言成为承载和展示作品内容的一个关键，小说开篇即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展开了白鹿原的5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白鹿原》是陈忠实受外来思想影响的中国小说创作的探索与突破的结果。

西方文艺思潮的深入，不仅带来了语言叙述的革新，也带来了新的小说技巧，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兴起。在《白鹿原》中，在时序的颠倒和融合、跳跃穿插的自由联想情节、心理分析是的内心意识独白这三方面，小说运用的比较多，但这种意识流小说的故事的拼贴、蒙太奇式的情节片段的剪接组合的方式是理性控制的，不同于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只能算是东方意识流小说。《白鹿原》也是中国在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能够比较成熟的运用借鉴过来的写作技巧，把中国的文化历史重新审视和思辨，是一部文学和历史意义上成功的作品。

三 乡村小说的文化转型

新时期开辟了乡村小说发展的新纪元。文化转型与经济发展位新时期乡村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因而乡村小说的文化建构显露出前所未有的特点。对民族文化的审视和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反思成为乡村文学的亮点，也为乡村文学增加文化内涵。 新时期乡村小说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紧承“反思文学”而萌发，而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则将文化反思推向

高潮，但极有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由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的作品则出现在80年代中期之后。对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脉与根基的儒家文化的审视是新时期农村小说文化反思的重心。

新时期的到来，不仅表明“极左路线和封建文化专制专制主义统治”的结束，还意味着中国人进入了一个高层次的文明时代。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政治文化视角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这一阶段内，促狭的政治文化视域变为开阔的文化空间，这一过程也是乡村小说有无意识的文化展示到有意识的文化观照过程，文化意识开始觉醒。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思潮的兴起于乡村小说视觉主导地位的确立，乡村小说进入到新的艺术平台。社会整体文化观念的继续变化、文学创作自身的发展和“文化寻根”思潮的促动，是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视点。文学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深化，进入20 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新时期乡村小说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或审视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这段时期内出现了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标志型的作品：张炜的《古船》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司马云杰把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以宗法家庭为背景的、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古船》出现在“文化寻根”退潮之际，反思传统文化石该作品的主题意蕴的构成之一。《古船》的创作深受“文化寻根”思潮的影响，但其整体格调又与典型的寻根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它舍弃了抽象的文化思考，从具体的农村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演进中引发出宏调的文化命题，深刻的反思文化传统。但这也是新时期乡村小说文化视点开始下沉的标志。而《白鹿原》的诞生标志着新时期乡村小说对攒同文化的思考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与《古船》比较，《白鹿原》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更全面、更深刻。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审视儒家文化的代表作，这一作品比较深入的探讨了儒家人文思想的在乡村文化中的运作机制，揭示了儒家文化于历史发展而言的价值的两面性。《古船》通过赵炳这一特定人物具体而真实的描写解释了宗法的腐朽性和反动性。而《白鹿原.》也写了革命时期的宗法文化，但陈忠实把宗法文化与国共两党政治势力形成三方面的对立交错，更深的审视了宗法文化、儒家文化甚至民族的文化。可以说，《白鹿原》是乡村小说对传统文

化反思高潮的终结。

如果从纵向历史的角度对黄土高原这个空间进行文学考量，我们也可以发现陈忠实的《白鹿原》的乡村小说的高度。以赵树理和他的《小二黑结婚》为标志，黄土高原上出现了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小说，他的小说是农村问题小说，反映生活却更多的反应政治问题。到了柳青的《创业史》，梁生宝的奋斗史展开了充满热情的农民土地革命的故事，在柳青的深深地影响下，陈忠实的《白鹿原》更深入到黄土高原的土壤中去，挖掘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深厚的文化意蕴。至于贾平凹则是走出了农村的怪圈，走向了一种怪力畸形的路途，这是无法与陈忠实向相比的。因此可以说陈忠实是黄土大地最后的纯正的文化继承者。

在最后，《白鹿原》这一宏大的历史巨著，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它是80年代最后的历史反思作品，也是90年代文学的先声。何西来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内容还是就其审美意境而言，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在现在来看，还没有能够超越它。

《<白鹿原>小说叙述语言的自觉实践》，陈忠实，商洛学报，2010.10第24卷，第5期

《新时期文学简史》陈思和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张学军著，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12

《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吴培显著，长沙：湖南师范出版社，2003，5

《<白鹿原>评论集》多人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重印

《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周永涛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