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厚墓志铭》原文和翻译
韩愈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柳子厚墓志铭》原文和翻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文: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诃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涣,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日:“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译文:
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庆,北魏时官至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镇,为就便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请求到江南去做县令。后来又因为不能迎合权贵,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职,
直到那个权贵死了,才重新被用为侍御史。为人以刚直著称,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时候就精锐敏捷,通达事理。当他父亲还在世时,他虽然年纪轻,已经独立成人,能够考中进士,显露出超凡的气象,众人都说柳家有了个好儿子。以后又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合格,授集贤殿正字。他才能出众,端方坚毅,每有议论往往引据古今事典为证,贯通经史百家学说,识见高远,意气风发,经常使在座的人为之折服。他的名声因此大振,一时间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显要们,也争着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异口同声地赞誉举荐他。
贞元十九年,他由蓝田县尉晋升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后,出任礼部员外郎。这时遇上当权的人获罪,他被视为一党,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还未到任,又一道被贬为州司马。居官清闲,愈加刻苦自励,专心读书记诵,写作诗文,如江河泛滥,湖海蓄积,其造诣可谓精深博大无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间罢了。元和年间,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为刺史,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制定了劝谕和禁止的政令,赢得了柳州民众的顺从和信赖。此地人借钱时习惯用子女作为人质相抵押,如不能按约期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钱相等时,子女就要沦为债主的奴婢。子厚为借钱的人想尽办法,让他们全都能把子女赎回去。其中特别贫穷实在无力赎取的,就让债主记下人质当佣工所应得到的酬劳,等到酬劳和所借钱数相当时,便要债主归还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下达到其他的州,刚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归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飞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以子厚为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指点而撰写文词的人,从他们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白话翻译】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庆,做过北魏的侍中,被封为济阴公。高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韩瑗都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时被处死。父亲叫柳镇,为了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请求到江南做县令。后来因为他不肯向权贵献媚,丢了御史的官职。
直到那位权贵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人们都说他刚毅正直,与他交往的都是当时名人。
子厚少年时就很精明聪敏,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赶上他父亲在世时,他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成才,能够考取为进士,突出的显露出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能扬名显姓的后人了。后来又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授为集贤殿的官职。他才能出众,方正勇敢,发表议论时能引证今古事例为依据,精通经史诸子典籍,议论时才华横溢,滔滔不绝,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因此名声轰动,一时之间人们都敬慕而希望与他交往。那些公卿贵人争着想让他成为自己的门生,异口同声的推荐赞誉他。
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又升为礼部员外郎。逢遇当权人获罪,他也被按例贬出京城当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诗文,文笔雄厚凝练,像无边的海水那样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则纵情于山水之间。
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将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备考进士的人,就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他被召回京师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时,中山人刘梦得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况且梦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他没有办法把这事告诉他的老母;况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请求,并
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也无憾。正遇上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告知了皇上,梦得因此改任连州刺史。呜呼!士人到了穷境时,才看得出他的节操和义气!现在一些人,平日街坊居处互相仰慕讨好,一些吃喝玩乐来往频繁,夸夸其谈,强作笑脸,互相表示愿居对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状给对方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不论生死谁都不背弃朋友,简直像真的一样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冲突,仅仅象头发丝般细小,便翻脸不认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机推挤他,再往下扔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这应该是连那些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他们听到子厚的高尚风节,也应该觉得有点惭愧了!
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自己不看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名事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牵连而被贬斥。贬谪后,又没有熟识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荐与引进,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边远之地,才干不能为世间所用,抱负不能在当时施展。如果子厚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谨慎约束自己,已象在司马时、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穷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久,穷困的处境未达到极点,虽然能够在官场中出人头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这样地下功夫,以致于象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将相,拿那个换这个,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能有辨别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万年县他祖先墓地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安葬,费用都是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为人有气节,重信用,与子厚是朋友,子厚对他也很尽心尽力,最后竟仰赖他的力量办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做学问永不满足;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随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送子厚归葬,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以称得上是有始有终的
人了。
铭文说:“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适,对子厚的子孙会有好处。”
【题解】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讲解】
此文是韩愈于820年(元和十五年),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819年(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韩愈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柳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是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
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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