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魏晋文学开山之斧的建安文学，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迎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其代表诗人曹丕、曹植都对文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在比较、评价曹丕和曹植时，多是扬植抑丕，即普遍地同情曹植的遭遇、热爱和追捧他的诗歌，认为曹植的诗歌远在曹丕之上。以钟嵘为代表，他在《诗品》中，把曹植的诗列为上品，认为曹植的作品位居建安诗人之首，将曹丕列为中品，说他的诗所记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翫，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哉？。
又言：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其对曹植诗歌的推崇可见一斑。
也有些文学批评家对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王世贞《艺苑厄言》云：吾览锺记实《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于何者，恐未尽然。迈、凯、昉、约，滥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中说：钟嵘莽许陈思以入室，取子桓此许篇制与相颉颃，则彼之为行尸视肉，宁顾问哉！又在卷下写到：曹子建铺排整饬，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给予了曹丕很高的评价。王世贞和王夫子也成为反对扬植抑丕现象呼声最高的文评家。
第三类文评家认识到了扬植抑丕现象并对其原因有所论述。其史上第一人当属刘勰，他在《文心雕龙才略》篇提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
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之后，刘克庄、胡应麟、钟惺、谭元春、吴淇和王夫之等人都对扬植抑丕现象形成的原因多多少少有所论及。
目前的学术研究，三曹诗歌比较的研究成果甚多，但大部分侧重于曹操与曹植的比较，曹丕与曹操、曹植的比较处于被忽略的位置。这是由于：第一，曹操与曹植在风格上有较多的相似点，而曹丕与他二人的风格差异较大，可比性较小；第二，多数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曹植的诗歌极为推崇，曹丕的诗歌相比之下容易被人忽视；第三，曹植的诗歌广为传颂，影响力比较大。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尽量客观而全面地对曹丕、曹植的诗歌进行系统地比较，以此来重新审视二曹的诗歌美学价值及其诗史地位。并在这个基础上，总结古代文评家对扬植抑丕现象的评价，洞悉其发展和流变，运用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系统地、深入地、客观地和总结式地探究扬植抑丕现象形成的原因。
一、二曹诗歌分析
1、二曹诗风概说
每个诗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创作环境与不同的诗歌题材中，所呈现的诗歌风格会多多少少有所差异。因此，诗人的诗歌风格应呈现出多样化的风貌。曹丕和曹植也是如此，但本文只就曹丕和曹植的典型风格作为比较的基点。
钟惺道：文帝诗便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不及老瞒远矣。然其风雅蕴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清人沈徳潜评：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与他的成长环境和自身性格有关，曹丕在诗歌史上流芳的，并不是豪情傲月之篇，而是
《燕歌行》等便娟婉约之作。因此，曹丕的典型诗风应是便娟婉约。
与此同时，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曹植的诗歌赞赏之情溢于言表。钟嵘言：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桀然今古，卓而不群。刘勰曰观其体赡而律词，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便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而应节矣。明人胡应麟：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后颇尚工，诗气致饰。总的看来，以钟嵘词采华茂一点在曹植的诗作中表现的最为突出。由此，也可将曹植的典型风格定为词采华茂。
二曹的诗歌各有千秋，本来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建安时期政治风云的变幻与二曹个人命运的沉浮，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更影响了接受者对二曹品评的结果。曹植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处于被追捧与推崇的地位，极少有人提出异议。而曹丕那流离于乱世的便娟婉约，在当时的确难敌少年得志人曹植的词采华茂对接受者的说服力。但通过刘勰、刘履、徐祯卿、王世贞、胡应麟、张溥等人对曹丕的重视，特别是王夫之子桓天才骏发的赞美，迎来了曹丕诗歌美学价值再挖掘的时代。而这些文评家的批评的发展过程就是扬植抑丕现象的发展与流变的过程，也是二曹诗史地位发展与变化的过程。
2、二曹诗歌分类
曹丕和曹植一个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个是便娟婉约、能移人情，诗风差异较大，因而比较方法的选择就显的至关重要。通过对曹丕、曹植二人诗歌的解读不难看出，由于二曹生活的环境类似致使他们的诗歌题材内容有很大的相似度。而历代研究者对二曹诗歌分类的数量、类型、名称及其标准又大不相同。
如章新建在《曹丕》中将曹丕的诗歌分为八类：第一类是歌颂出征类，如《黎阳作》、《广
陵于马上作诗》等；第二类是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陌上桑》（弃故乡）等；第三类是歌颂帝王都市的繁华生活，如《于谯作》（请夜延贵客）等；第四类是揭示阶级矛盾的作品，如《上留田行》等；第五类是表达疾虚妄思想的诗作，如《折杨柳行》；第六类赞美了纯真的爱情，如《钓竿行》、《秋胡行》（朝与佳人期）；第七类是对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如《寡妇》、《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见挽船士兄弟辞别作》；第八类是写景咏物诗，如《于玄武陂作》、《芙蓉池作》等。
而袁行霈把曹丕的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宴游诗，如《芙蓉池作》、《与玄武陂作诗》等，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煌煌京洛行》则举出古人成败的各种事例，供后人借鉴，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最能体现曹丕诗的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
钟优民在《曹植新探》中把曹植的诗歌分为四类：第一类诗多取材于宴游，反映贵族阶层的生活情趣，如《斗鸡》、《箜篌引》、《公宴》、《芙蓉池》、《侍太子坐》等，皆谢灵运所谓但美遨游，不及世事（《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平原侯植序》）之作；第二类是反映现实的作品，谢灵运早指出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如《送应氏诗》等；第三类是描写边远地区人民极端贫困的诗，如《泰山梁甫行》、《赠丁仪》、《喜雨》等；第四类是描写征夫怨妇的心酸痛苦，如《情诗》、《门有万里客》、《当来日大难》、《杂诗》、《七哀》、《浮萍篇》、《上山采蘼芜》、《种葛篇》、《弃妇诗》等。
袁行霈也把曹植的诗歌分为四类,但分法不同：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如《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美
女篇》、《种葛篇》、《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七哀》等，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第三类是述志诗。《杂诗》（仆夫早严驾）第四类是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诗》、《升天行》等。
由此可见，对二曹诗歌的明确分类是研究和比较二人诗歌的基础。根据二曹诗歌的题材内容，总结历代研究者在二曹诗歌分类上的一些看法，我将二曹的诗歌皆分为五类，即：
类型名称
类型标准
曹丕的代表作
曹植的代表作
哀
鸣
诗
表达诗人内心情感，而这种情感不包括对国家、人民与志向的感叹和悲号，仅仅限于个人抒发对人生的感慨和对自己的怜爱，似夜间杜鹃，饱尝白天的动荡与辛苦，在黑夜里独自舔舐自己的伤口，发出阵阵哀鸣之声。
《杂诗》（漫漫秋夜长）
《野田黄雀行》
惜
民
诗
描写征战、行军之苦；
建国理想与远大抱负，抒情言志之作；
描写国家动乱影响下百姓的悲欢离合。
《黎阳作诗》
《泰山梁甫行》
游
仙
诗
对神仙的思考、神往之作。
《折杨柳行》
《仙人篇》
宴
游
诗
公子游玩园林、猎囿，宴上游乐所作诗歌；
逢迎颂扬、粉饰太平之作；
文人骚客应和之作。
《芙蓉池作》
《公宴》
思
慕
诗
包括思和慕两方面的诗歌。思多表达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或借征人怨妇的离合之情来自喻表达怀才不遇的感触；慕表现对美好情感赞扬和渴望，对美好的女性的爱慕。
《燕歌行》
《七哀》
另一方面，从诗歌体制上来分，二曹皆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诸体。四言有曹丕的《煌煌京洛行》、曹植的《远游篇》等；五言有曹丕的《杂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等；六言有曹丕的《黎阳作诗》、曹植的《寡妇诗》等；七言有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对酒行》等；杂言有曹丕的《大墙上蒿行》、曹植的《当来日大难》等。但还有一些带骚体特征兮字的诗歌，如曹丕的《寡妇诗》、曹植的《离友诗》等。章新建在论及曹丕的七言诗地位时说：作为文人创作的七言诗，虽源于汉代，但流传下来的除了零星残句外，只有张衡的《四愁诗》，但诗中还都夹用了骚体的兮字，不能算作纯粹的七言诗。因此，我将二曹带有兮字的诗歌单独分出来，列为楚辞一类。即二曹诗歌在诗歌体制上，分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和楚辞六类。依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载二曹的诗歌篇目，根据上以小节对二曹诗歌的分类，现将二曹诗歌类别所属篇目的分布格局展示如下：
曹丕的诗歌篇目
哀鸣诗
惜民诗
游仙诗
宴游诗
思慕诗
其他
四言诗
《丹霞蔽日行》、《秋胡行》（尧任舜禹）、（汎汎绿池）、《短歌行》（仰瞻帷幕）
《黎阳作诗》（殷殷其雷）、（朝发邺城）、《煌煌京洛行》、《善哉行》（上山采薇）
《善哉行》（有美一人）
《诗》（画舸覆堤）
五言诗
《杂诗》（漫漫秋夜长）、《诗》（回头四向堂）、（蜘蛛网户牖）、（王韩独何人）、《清河作诗》
《黎阳作诗》（千骑随风靡）、《饮马长城窟行》、《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至广陵于马上作诗》
《折杨柳行》（西山一何高）
《夏日诗》、《善哉行》（朝日乐相乐）、（朝游高台观）、《于玄武陂作诗》、《孟津诗》、《折杨
柳行》（端居若无悰）、《于谯作诗》、《十五》、《芙蓉池作诗》、《诗》（巾车出邺宫）、（行行游且猎）
《杂诗》（西北有浮云）、《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于明津作诗》
《钓竿行》、《诗》（酒人献三清）、（绢绡白如雪）、《猛虎行》、《东阁诗》
六言诗
《黎阳作诗》（奉辞罚罪遐征）、《令诗》、《董逃行》
七言诗
《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别日何易会日难）
杂言诗
《大墙上蒿行》（阳春无不长成）
《歌》、《临高台》、《上留田行》、《豔歌何尝行》、《月重轮行》、《陌上桑》（弃故乡）
《秋胡行》（朝与佳人期）
楚辞
《寡妇诗
《诗》（兰芷生兮芙蓉披）
曹植诗歌篇目
哀鸣诗
惜民诗
游仙诗
宴游诗
思慕诗
其他
四言诗
《朔风诗》（子好芳草）、（仰彼朔风）、（四气代谢）、（俯仰千仞）、《妬诗》、《乐府》（膠气至坚）
《丹霞蔽日行》、《孟冬篇》、《善哉行》（如彼翰鸟）、《责躬》、《应诏》、《矫志诗》（芝桂虽芳）
《飞龙篇》（晨游泰山）、《四言诗》（高谈虚论）、《离友诗》（灵鉴无私）
《朔风诗》（絃歌荡思）、《乐府》（市肉取肥）、《当车已驾行》、《白鹊讴》、《白鸠讴》、《木连理讴》、《时雨讴》、《甘露讴》、《嘉禾讴》、《正会诗》
《远游篇》（夜光明珠）、《闺情诗》
《乐府》（□鸟起舞）、（鲂腃熊掌）、（橙橘枇杷）、《飞龙篇》（芝盖翩翩）、（南经丹穴）、《对酒行》（含生蒙泽）、《四言诗》（华屏列曜）、《诗》（身被轻暖）、《矫志诗》（仁虎匿爪）
五言诗
《杂诗》（高台多悲风）、（西北有织妇）、（转蓬离本根）、《吁嗟篇》、《豫章行》（鸳鸯自朋亲）、《赠王粲诗》、《鰕觛篇》、《泰山梁甫行》、《盘石篇》、《诗》（长铗鸣鞘中）、（双鹤俱遨游）、《赠丁翼诗》、《送应氏》二首、《野田黄雀行》（高数多悲风）、《天地篇》、《七步诗》、《离别诗》、《七哀诗》（南方有障气）、（膏沐为谁容）
《杂诗》（飞观百余尺）、（美玉生盘石）、《薤露行》（天地无穷极）、《乐府》（巢许蔑四海）、《驱车篇》、《苦热行》（行游到日南）、《赠丁仪诗》、《诗》（皇考建世业）、《喜雨诗》、《豫章行》（穷达难豫图）、《圣皇篇》、《惟汉行》、《怨歌行》（为君既不易）、《灵芝篇》、《白马篇》、《升天行》（扶桑之所出）、《结客篇》、《赠徐干诗》、《赠白马王彪诗》、《赠丁仪王粲诗》、《三良诗》、《言志诗》
《仙人篇》、《升天行》（乘蹻追术士）、《述仙诗》、《远游篇》、《精微篇》、《苦思行》、《游仙诗》
《公宴诗》、《当欲游南山行》、《斗鸡诗》、《芙蓉池诗》、《杂诗》（仆夫早严驾）、《五游咏》、
《侍太子坐诗》、《野田黄雀行》（置酒高殿上）、《名都篇》、《诗》（君王礼英贤）
《杂诗》（揽衣出中闺）、（悠悠远行客）、（南国有佳人）、《弃妇诗》、《豔歌行》（出自薊北门）、《代刘勋妻王长杂诗》、《门有万里客》、《浮萍篇》、《七哀诗》（明月照高楼）、《美女篇》、《种葛篇》、《怨歌行》、《情诗》、《诗》（游鸟翔故巢）
《豔歌行》（长者赐颜色）、《诗》（弹筝奋逸响）、（一雇前几年重）、《乐府》（墨出青松烟）、（所芳薲千金剑）、《长歌行》、
六言诗
《离友诗》（日匿影兮天微阴）
《妾薄幸》（还行秋殿层楼）、《妾薄相行》（齐讴楚舞纷纷）
《诗》（秋商气转微凉）、《乐府》、（口厌常珍鹿曤）、《妾薄相行》（辎跰飞毂交轮）
七言诗
《豔歌行》（夏节纯和天清凉）
杂言诗
《当墙欲蒿行》（龙欲升天须浮云）、《当来日大难》、《当事君行》
《秋胡行》（歌以咏言）、《献诗》、《大魏篇》
《桂之树行》、《平陵东行》
《陌上桑》（望云际）
《妾薄命行》（摧玉手）
《鼙舞歌五首》、《两仪篇》、《乐府》（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
楚辞
《歌》、《寡妇诗》
《离友诗》（王旅旋兮背故乡）、（凉风肃兮白露滋）
在这五类诗作中，曹丕的惜民诗和宴游诗在他的诗歌中占的比例最大，但是能够代表曹丕诗作水平的却是哀鸣诗和思慕诗。而这两类诗歌正是适宜抒发感情的诗歌类型。曹植每个类型的诗歌数量都多于曹丕，哀鸣诗和惜民诗占得比例最大，与曹植一直难以弃舍的政治情结有很大关系，这两类诗歌也是曹植体现风骨并有所成就的园地。可见，二曹的诗歌类型的已经影响并决定了他们诗歌风格的走向。
二、二曹诗歌比较
通过以上对二曹诗歌风格的总论和对二曹诗歌的分类及篇目分布格局的展现，本文对于二曹诗歌风格的比较由取证进入了论证的过程。首先，比较二曹相同诗歌类型中的不同点；其次，比较同一艺术表达上二曹采用的不同手法；然后，在二曹的一致性中寻找他们诗歌的相同之处；最后，略论二曹的诗歌成就。
1、同一题材中二曹的不同风貌
①哀鸣诗，子桓情压子建
曹丕性格温婉，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养成了谨慎小心、多愁善感的文人气质，所以其诗作多有哀鸣之声，以西北有浮云、《杂诗》（漫漫秋夜长）、《善哉行》三首为代表。这些诗作用浮云秋夜等自然意象挑染出淡淡的感伤气味，曹丕又加以人生感叹与悲愤之语，于平淡中竟让人伤心不能自持，哀叹后欲罢不能。曹丕的哀鸣诗与他的思慕诗一起成为他便娟婉约诗风的砥柱之作，也奠定了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而曹植的哀鸣诗大多是他在争储败阵之后，对政治功业、身世沉浮和朋党遭杀的感叹哀鸣之作，如代表作《赠白马王彪》。这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主旨清晰，爱憎分明，对心中抑郁与无奈直抒胸臆，毫无掩饰。但词气浑然一体，读来酣畅，情调高昂顿挫，撼动人心。
比之曹丕，曹植的哀鸣之声虽然悲情豪壮、酣畅淋漓，但有类似经历的人才能产生如此心境，情感范畴明显缩小，针对性强。而曹丕的哀鸣诗虽然语言与感情基调都趋于平淡自然，但于平淡中柔情不减，触动的是内心最脆弱却不容易表现出来的丰厚情韵，出口便让人痛煞全身。在感伤情怀的表现上，明显要比简单直接的曹植更善感、含蓄和丰润，因而情压子建。
②惜民诗，王臣心态的折射
二曹随父征战南北，多年的政治生活培养了他们的惜民情怀与政治理想，纷乱得战争让他们饱尝行军征战的艰辛，也对百姓的悲欢离合表现出政治家的体恤之情。如曹丕的《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煌煌京洛行》则举出古人成败的各种事例，供后人借鉴，在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曹植这
类诗歌比曹丕在数量上较多，但在诗歌比例上小于曹丕，如《泰山诗甫行》、《送应氏》、《白马篇》、《三良》、《赠丁翼》之流。曹植用世之心，在黄初以后屡屡诉诸于诗赋，《杂诗》（仆夫早严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中说：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表明愿为吴国效力，但报国无门：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诗末说：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充满慷慨之音。
尽管曹丕曹植都有征战惜民之作，并且内容相似，但是写作心态是完全不同的。曹丕早期跟随曹操苦战江山，这些征战惜民诗大都描写在征战途中曹丕所见所闻的军士劳苦、民不聊生和破败景象。这些惜民诗表现了曹丕作为守仁之君对天下百姓体恤的真情实感，后期完全站在一个王者的角度和立场来全观百姓，充满了哀叹之音和仁者情怀。而曹植的惜民诗大都写在前期，内容都是以征战来彰显自己的政治抱负，缺乏像曹丕那样身为人王的仁者风范和体恤百姓的心态，更多显现的是身为人臣报效国家、视死如归的气度。
③游仙诗，不同的信奉态度
曹丕与曹植在对仙的态度上是完全不同的。曹丕多次在文章中表明了生死有定的态度，如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免（曹丕《典论论邵俭等事》）。对生死既有此达观的态度曹王对神仙方术一类的事情也就不放在心上了。据《文帝纪》曰: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元首，而归过股肪，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告，勿复劫三公。正因有着不信神事的态度，曹丕的游仙诗《折杨柳行》不是求仙慕道之作，而是旨在揭露神仙虚幻荒诞。
与此相反，在曹植的诗歌中，不仅对神仙的大加赞赏，而且深有向往之意。三曹的游仙诗中，曹植的数量最多。有《升天行》、《苦思行》、《仙人篇》等篇。据赵幼《曹植集校注》所作的分析，其游仙诗都作于黄初与太和年间，也就是他生活后半期。好友亲信被杀，兄弟任城王
曹彰暴卒，人生变故使他开始真诚地希望方术神仙能够延长其寿命了。于是在诗中他寄托了食延寿的希望，呼喊出教我服食，还精补脑(《飞龙篇》)、灵芝采之服年，年若王父终无极(《平陵东》)的心声，隐隐投射了愤恨迫害的阴影。曹植的游仙诗，除了因为政治上受到排挤和打击而产生的生命不永之感表达了期得长寿的愿望之外，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悲惨遭遇的不平和愤慈，对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强烈地向往与追求，如人生不满百，岁少欢娱（《游仙》）；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纺外，游目历遐荒。(《五游咏》)。
④宴游诗，子建词采之长
建安时期，曹丕与曹植生活在相对安定的邺城，他们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鹜北场，旅食南馆。浮干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乘并载，以游后园。（曹植，《与吴质书》）。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每不厌。。因而其诗多是怜风月，押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即不及世事，但美遨游（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曹丕与曹植的这些生活多反映在他们的游宴诗中。
曹丕的《芙蓉池作诗》、《于玄武陂作诗》、《于谯作》等是其游宴诗的代表作。这些诗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曹植的《斗鸡》、《公宴》、《侍太子坐》等皆属于这一类。在这些作品中，直接描写了他们豪华放诞的生活与及，时行乐的情景，其奢靡豪华，纸醉金迷，昭然可见。其代表作《公宴》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在魏晋文学史上，被捧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秋兰被长阪，朱华冒绿池相当精工细致华丽，被世代文人认为是为建安文学的华丽、骈偶的开道之鸣，陈祖美说：单是冒字，竟惹得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江淹等模拟不已。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二语，方东树称为神到之句（《昭昧詹言》卷二），宝香山人说写得出，画不出（《三家诗》曹集卷一）。这位宝山香人很有眼力，画不出的诗更富于神韵。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曹植《七哀》）这一联的下句，恐怕也画
不出。足见曹植在诗歌词采方面的建树。
⑤思慕诗，子恒壮思之美
刘桢《赠五官中郎将》有君侯多壮思句，如果把其中的壮字，理解成强壮、雄壮，把壮思解释成雄浑壮阔的意思，那就错了。这里的壮字，是肥硕之意。《礼记月令》谓仲夏之月养壮佼。孔颖达疏：壮谓容体盛大。曹丕的诗联想丰富，立意委婉，构思精密，韵味隽永，因此这里的壮思当为丰厚情思之意。
在曹丕的诗歌中，能代表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诗作，就数他的七言思慕诗了。曹丕善于站在妇人的心理角度来写诗，并且描写佳人多为心理描写，很少能及到对佳人的外貌、服饰方向的涉及。曹丕诗歌壮思首先表现在情感的缠绵悱恻与丰厚感伤上；其次语言运用较高的十分明确到位，缠绵深婉，细腻入微，如《燕歌行》开篇两句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写的既有哲理意味又凄凄然。总之，曹丕的思慕诗，感情饱满，语言精辟，用意透彻，情义之正，词气之手因赋所见而反以自况，含蓄无穷之思鸟。
而曹植对佳人的描写比较注重外貌描写和、动作描写，诗歌夹叙夹议，词语华丽优美。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曹植在这类诗歌上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评《美女篇》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代表作《七哀》，刘履评此诗曰：此也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此诗命意曲折，感情凄婉，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尽管如此，曹植的思慕诗虽然有心理描写，但远远不及曹丕的描写那样细腻和感人。曹丕之所以以思慕诗见长，最重要的就是他能用通透的心理描写来烘染诗的情境与感情基调，从而
更好的把思慕诗的主题凸现出来，并且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2、同一表达上二曹的不同手法
①语言相较，温婉与华茂的邂逅
曹丕诗以温婉细腻重情为主导，时而伴以夸张与尚实。他从小好文学,以著作为务,诗歌风格正如沈德潜所言:子恒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其要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燕歌行》颇具丰神婉约、柔肠万转的女性文学之美。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文字清新秀丽,委婉细腻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陈祚明说魏文帝诗如西子捧月,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的确如此。而陈庆元先生说曹丕辞藻华丽，我认为有些过。曹丕虽工于辞藻，但三曹皆然，相对曹植而言，曹丕对语言只追求迷情透彻，不求华丽。
②诗歌意境，朦胧与透彻的较量
曹丕的诗歌感情意味极其浓厚，充满着对人生、天地的感动之语，如《善哉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丹霞蔽日行》：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大墙上蒿行》：人生居于天地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归意何为？等等，特别是曹丕的思慕诗，感情饱满，语言精辟，用意透彻，最以情取胜，能移人情。如章新建所评：他的诗，如同一面镜子，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面貌和生活情景。诗的感情真挚，寓意深远，勇于暴露现实，语言凝练警策，具有质朴生动的艺术特点。诗人所构成的独特意境和感人至深的形象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灵。正因为如此，曹丕的诗歌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为历代人们所赞赏。
而曹植豪爽直接，所以诗歌显得通透，情感呼之既出，毫无保留，直至挥洒殆尽。相比而言，曹丕那种欲说还休、雾里看花、不求言尽的朦胧情感的诗歌更能打动人。曹丕的诗歌意象是朦胧的，秋风、孤禽、垂泪等等最能代表内心世界的哀伤，并将内心的忧愤嫁接于风景和天地，朦胧而又透彻、模糊而又言尽其意地表达出来，营造出雾里看花、情忧心悲的感情氛围；曹丕的言辞是朦胧的，诗歌语言温婉细腻、丰神婉约、柔肠万转，本身就还有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朦胧美。朦胧的言辞驾驭朦胧的内容、朦胧的意象，连珠坠玉而形成朦胧的诗歌意境，是曹丕诗歌最为成功的地方。
③诗歌体制，形式多样与五言当道
由第一章节二曹诗歌分类可以统计出二曹各类型、个体值诗歌数量和百分比为：
类型
体制
哀鸣诗
惜民诗
游仙诗
游宴诗
思慕诗
其他
小计
百分比
诗人
丕
植
丕
植
丕
植
丕
植
丕
植
丕
植
丕
植
丕
植
四言诗
5
6
2
6
0
3
10
2
9
10
36
19%
26%
五言诗
5
20
4
22
7
11
10
3
14
5
6
29
79
54%
57%
六言诗
0
3
0
0
0
0
0
0
2
0
3
3
6
6%
4%
七言诗
0
0
0
0
0
0
0
0
2
0
0
2
4%
1%
杂言诗
3
6
3
0
2
0
0
3
8
13
15%
9%
楚辞
0
2
0
0
0
0
0
0
2
0
2
4
4%
3%
小计
11
32
15
31
12
12
21
8
21
7
22
曹丕
曹植
百分比
20%
23%
28%
22%
2%
9%
22%
15%
15%
15%
13%
16%
54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就可看出，曹丕和曹植的诗歌形式多样化，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但五言诗，尤其是曹植的五言诗占有的比例是最大的。这与时代相关，刘勰在《文心雕龙明得》中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驰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思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就概述了当时五言创作的盛况，邺下文人的今存诗作，五言占有很大的比重，曹植的五言诗占到大半。两汉时期，四言是诗体正宗，五言是一种不被重视的新起形式，到晋代时挚虞还是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直到南朝的刘勰，还称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曹植和邺下文人敢于突破传统俗习，大量采用五言诗体，使之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样式之一，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艺术体制上，曹丕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约四、五十首诗，却诸体具备，而且成效卓著，这与他从小广博知识,学习前人成果有很大关系。他的四言诗共有十来首左右，其中《善哉行》
（上山采薇）是名作，全诗章法条递，风情婀娜措语既工，成为传世之作。当时比较少见的是六言诗，在曹丕的笔下也出现了三首。曹丕在诗歌形式上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创作了两首七言歌行体诗。他的《燕歌行》二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七言诗，明胡应麟曰：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清王尧衢称赞：此诗情词悱恻，为叠韵歌行之祖。此外，他的《大墙上蒿行》是一首杂言体诗，长达七十五句，三百六十字，这比乐府古题的篇幅长得多，并且句法参差，情畅词雅，对后来的长篇歌行体产生了很大影响。清王夫之曾赞誉此诗：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由此可见，曹丕对诗歌体制的贡献之大。
④诗思模式，钟情情景与塑造形象
曹丕的诗歌中常常钟情于情景的营造，哀鸣诗少不了情景的铺垫，惜民诗少不了情景的勾画，游宴诗少不了对风景的描绘，思慕诗更是于诗景中寓情。如《燕歌行》开头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浓墨重彩的一幅萧瑟、凄凉的秋色图衬托出女主人公孤寂、悲凉的心情。同时,本诗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使这首诗一气卷舒,前后连贯,音节、和系和谐流畅,和全诗抒发的掩抑徘徊,中肠催切的思想感情完全和谐一致。
3、二曹诗歌的一致性
①题材的相似度
前面二曹诗歌分析中已将二人诗歌分类，可以看出，虽然哀鸣诗、惜民诗、游仙诗、游宴诗和思慕诗几乎囊括了诗歌抒情的各个方面，但也可以断定曹丕和曹植在题材的方向的一致性，甚至侧重方面也是一样的，都偏向于哀鸣诗、惜民诗和游宴诗三方面。究其原因，这是曹丕和曹植的社会地位和环境所决定的。
②对《古诗十九首》的传承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五言抒情诗的成熟。在此之前，《诗经》是文学的最高范本。曹丕和曹植的《诗经》修养很好，他们所创作的一系列名篇是《诗经》以来四言诗的又一高峰。在他们作品里，不仅有大量的《诗经》原型意象，如曹植《杂诗》中北林的意象就来自《诗经秦风晨风》：鹆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二曹不仅化用《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意象与语句，而且作为大力创作五言诗的诗人，二曹对《古诗十九首》的传承痕迹更为明显，但是又有新的发展。下面列举一二：
《古诗》十九首
比对结果
白露沾野草（《明月皎夜光》）
白露沾我赏（曹丕《杂诗》其一）
从客体到主体
忧愁不能寐（《明月何皎皎》）
展转不能寐（曹丕《杂诗》其一）
从单纯抒情到通感表达
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
人生不满百（曹植《游仙》）
从写实到抽象
人生非金石（《回车驾言迈》）
自顾非金石（曹植《赠丁仪王粲》）
从普遍感受到主体感受
被服紈与素（《驱车上东门》）
裁缝紈与素（曹植《浮萍篇》）
后者的表达角度更为丰富
人生寄一世（《今日良宴会》）
人生处一世（曹植《赠白马王彪》）
后者炼字更为巧妙
③对乐府诗歌的继承
建安文人对乐府民歌普遍重视，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体现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上。曹丕的诗歌四、五十首，乐府诗歌占一半以上。他的诗歌取材于阎里小事，民歌倾向最为明显。曹植的
乐府诗虽然少，但也对乐府诗歌有所继承。他很注意从民歌中吸收营养，例如《美女篇》就是他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
首先他们的诗歌都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喜描写生活中所见所闻和真情实感。其次，二曹都积极学习乐府民歌质朴、率直的语言，如《江南》、《上邪》、《妇病行》诸诗语言或质朴无华，或清新率直。曹丕的乐府诗在语言风格上非常接近汉乐府民歌，如《陌上桑》、《钓竿行》、《上留田行》、《燕歌行》等诗篇的语言都明显带有民歌化的特征。钟嵘《诗品》评其诗曰:百余篇率皆鄙质如理语。与这有很大的关系。更甚者，他的有些诗中还直接采用乐府中的诗句，如《艳歌何尝行》中但当饮醇酒，炙肥牛，出自古辞《西门行》。又上惭仓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出自古辞《东门行》而略有改变。正如余冠英在《三曹诗选前言》中所言:民歌化是建安诗的一大特征，这个特征在曹王的诗里特别显着。。
曹植的词采亦有不少向乐府民歌学习的痕迹。最明显的是其《美女篇》，此诗与古辞《陌上桑》加以比较就可看出，两篇作品不仅描写的内容相似，而且风格情调也很相近。另外，他的其它作品也不乏与汉乐府民歌语言风格接近的诗句。如拔剑削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野田黄雀行》);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门有万里客》)等等。所以余冠英在《三曹诗选前言》里说:民歌像清泉流过花园似的浸润着曹植的诗篇。章新建说：在诗歌创作上，曹植比曹操、曹丕更加注意乐府民歌语言的加工和提炼，因而他的诗描写更为细致饱满，形象更为具体生动，抒情气氛更加浓厚。
4、略谈二曹的诗歌成就
锺嵘曾经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对曹植赞道极点。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协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的诗歌九十余首，其中六十多首诗五言诗。曹植的诗歌不仅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
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歌历来就被人津津乐道，对后代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有很多影响。陈祖美认为曹植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不在于他那些描摹外部世界，给后代留下了一些时代灾难的影像的作品所显示的认识价值，而在于它内心世界时迸发出的精神力量；不再与思想多么进步，理想多么远大，而在于他的思想善于凭借文学的彩翼翱翔。
诗歌历来各有其格，不能简单的定位谁为上品，谁为下品。曹植的诗歌为历代文学家和文论家所称道，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曹丕的诗歌成就及其诗史地位。首先曹丕的思慕诗打破了建安风骨的咏志模式。在曹操引领的一辈文豪中，包括曹植，大多都形成了有建安风骨之气歌以咏志的咏志模式，以雄浑的气魄，古劲沧桑的情感来抒发自己的抱负。同样是歌以咏志，曹丕打破了建安风骨的咏志模式，通过描写异乡之人和思妇的离愁别绪，缠绵深婉，细腻入微地表现自己的人生际遇和情怀。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是与历史使命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重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寮亮催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丹霞蔽日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借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它诗人的。其次是对诗歌体制的创新上。《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后，在语言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
三、扬植抑丕的诗史地位形成的原因探究
诗人的诗史地位是由其诗歌本身的美学价值所决定的，但受到各种环境的影响而左右着接受者的批评结果。从前面二曹诗风比较，我们得知曹丕、曹植的诗歌各有千秋，子建在语言华
美与风骨劲健方面独超众类，而子恒在意境营构与诗体创新上更胜一筹。他们二人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历代文学批评家在论及曹丕、曹植这两位建安文学的代表诗人时，却多扬植抑丕。
然而，曹丕、曹植二人的个性特点的形成和生活遭遇的根源都来自于建安、黄初时期的政治风云的变幻。他们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家庭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都相同，唯有不同的，就是因长幼之序而带来的政治地位。而他们的政治地位又随着整个建安、黄初时期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二曹对扬植抑丕诗史地位的主观影响也应该归结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再者，二曹诗史地位如何，是古代文学批评家品评而所得的看法和见解。虽然有很多的诗人如王勃、杜甫等和关注二人诗歌的爱好者都是诗歌接受者的一部分，但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诗歌接受者特指那些对诗歌专门进行品评的文评家。
由此可得，政治环境风云变幻、个人命运沉浮不定，是二曹诗歌特质与风格形成的根源。古代文学批评家作为接受者，其美学主张和评价标准决定了他们对二曹诗歌及其诗史地位的论断；因人生体验而认同与之有情感共鸣的诗歌和诗人；对生命的珍视使他们由于怜弱心理而将诗歌架上了道德的法庭。而文化传统和接受维度左右着文评家对二曹诗歌及其诗史地位的批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相互交织，促使了扬植抑丕的诗史地位的形成。
1、政治风云的变幻与二曹个人命运的沉浮
①二曹政治生活与个人命运的变化分期
从历史发展来看，二曹的政治生活和个人命运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公子年少期，自二曹出生到曹昂之死（公元197年）。这个时期的政治环境对曹丕、曹植的个性和诗歌的影响比较小，主要是家庭教养和戎马生活对二曹的影响。曹丕与曹植的惜民诗在其诗歌总量上占的比例都是最大的，这与他们与生俱来的政治生活条件分不开，表现在对统一大魏、建功立业的渴
望和对百姓的怜悯之心上。这个时期的曹丕、曹植的兄弟关系式家庭式的长幼有序的和平关系；第二，王储争夺期，自曹昂之死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这场争储风波对曹丕和曹植的个性和诗歌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曹植的诗风明显改变，形成前后两期，即建安时期和黄初、太和时期。并且，正是这场争储风波成为曹丕为世人不耻的最大诟病，也是政治环境中影响文评家对二曹诗史地位看法，即扬植抑丕文论倾向中的最重要的一笔。但由于曹植私开司马门、醉酒误事等一系列时间的发生，争立太子的闹剧到建安二十二年以曹丕被立为太子而告终，但实际上在曹丕即位的建安二十五年才最终结束。这场斗争的结果不但决定了曹丕、曹植的个人命运，一者位尊，贵为天子，一者势窘，仰人鼻息，而且直接影响到二人的个性、诗风以及诗史地位；第三，文帝即位后，自建安二十五年到太和六年（公元232年）。这个时期，政治环境对二曹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政治对曹植的影响，即王储争夺战失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的打压与羁囚。建安时期的曹植很潇洒得意，曹丕即位后，曹植党羽遭杀，力量和心理都受到了严厉的打击，从此失去了在政治舞台，隐退封地。这时曹植的诗歌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少了几分激昂奋进，多了一些哀叹无奈之音，终身郁郁不得志，但也意外地博得了广大接受者的同情和偏爱。
②政治和命运的变化对诗歌创作主体的影响
③政治斗争对文评家的影响
政治斗争也影响了文评家对二曹的伦理判断，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言：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胡应麟《诗籔》子桓去去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等句，诗流率短其才他如《黎阳》、《于谯》、《孟津》、《广陵》、《玄武》诸作，句格纵横，节奏缜密，殊有人主气象。高古不如魏武，宏瞻不及陈思，而斟酌二者，政得其中，过仲宣、公幹甚远，
惜昭明皆置不录。刘勰认为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胡应麟说文帝高古不如魏武，宏瞻不及陈思，而斟酌二者，政得其中，这都说明政治是二曹诗史地位形成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曹丕和曹植的人生命运变成了二人诗歌被品评的重要参照物。
2、古代文评家对扬植抑丕现象形成的影响
①扬植抑丕现象的发展和流变
刘勰所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中的旧谈和胡应麟所说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中的俗论即指扬植抑丕现象。
虽然扬植抑丕现象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并且许多文评家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但第一个明确提出的是清代的王夫之，即《姜斋诗话》卷下所录：钟嵘伸子建以抑子桓.。从狭义上讲，扬植抑丕现象特指钟嵘对二曹的批评；从广义上讲，是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在比较、评价曹丕和曹植时，普遍地同情曹植的遭遇、热爱和追捧他的诗歌，认为曹植的诗歌远在曹丕之上的特殊现象。
综论古代文评家对二曹诗史地位的批评，总的来说在推崇曹丕时位居其首的当数王夫之，推崇曹植之首的应是钟嵘。中国古代文评家们在批评曹丕、曹植的诗歌时都有自己的见解，在扬谁抑谁的问题有不同的立场。这些文评家的言论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类，扬植抑丕。代表人物是钟嵘，典型言论有：
第二类，扬丕抑植。代表人物是王夫之，典型言论有：
第三，对二曹诗歌皆推崇的文评家。以胡应麟为代表，典型言论有：
胡应麟《诗籔》：每读子桓与季重书、陈思与德祖书，未尝不欷歔太息。想见风流好尚如斯，江河百代，岂偶然哉？
根据这些文评家的言论及其立场，现将扬植抑丕现象的发展和流变总结如下：
时代
崇植的文评家
崇丕的文评家
二曹皆崇的文评家
扬植抑丕现象的发展与流变
魏晋
南北朝
刘勰
首次剖析二曹诗史地位的原因
曹植诗歌地位不可动摇的时代
钟嵘
赞曹植呼声最高
隋唐
五代
皎然
认为邺中七子，陈王最高
吕温
宋
金
元
代
刘克庄
刘履
陈师道
认为曹丕自己没有做到文气说
陈严肖
认为曹丕缺乏帝王之度
明
代
王世贞
首次明确提出钟嵘对曹丕评价不公
曹丕诗歌美学价值再挖掘时代的到来
胡应麟
张溥
章新建认为其评价最公正
锺惺、
谭元春
许学夷
周履靖
陆时雍
清
代
吴淇
宝香山人
王夫之
赞曹丕呼声最高，比为天人
方东树
刘熙载
陈祚明
如表中所示，历代的文评家中扬植抑丕的居多，在建安文学到明代王世贞的出现一直保持着扬植抑丕诗史地位的决断，期间，钟嵘、锺惺、谭元春和宝香山人的批评极具代表性。而扬丕抑植的只有王世贞和王夫之二人，刘勰在评诗中首次探究了扬植抑丕的原因，王世贞明确对钟嵘将曹丕的诗歌列为下品感到不满，引发了文评家对以往文论的反思和质疑，到了王夫之，扬丕抑植达到了高峰。二者皆推崇的文评家也不多，胡应麟、周履靖、陆时雍和张溥四人比较有代表性。他们对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优劣点皆作了批评，是较为客观的批评。
有些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扬植抑丕现象有自己的解读，在这些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文学批评家对二曹诗史地位形成的原因分析。如下所示：
时代
文评家
相关言论
原因解析
魏
晋
南
北
朝
陈寿
文帝天子文藻，下笔成章，博文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达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伦理道德
刘勰
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身份地位
宋
金
元
代
刘克庄
当操无恙，植以才，仓舒以惠，几至夺嫡，谓之多忧可也。及受汉禅，可与天下同乐矣。帝既猜阻鲜欢，而诸侯王就封者，皆为典籍侵迫，多见削夺，其未命，乃托国于狼顾之仲达，是帝至忧至死未已，何时而可乐乎？
政治斗争
明
代
胡应麟
高古不如魏武，宏瞻不及陈思，而斟酌二者，政得其中，过仲宣、公幹甚远，惜昭明皆置不录。
曹氏兄弟相忌，他不暇言，止如杨榷艺文，子桓《典论》，绝口不及陈思，临淄书尺，双语无关文帝，皆宇宙大缺陷事。而以同气失之，何也？
政治斗争
钟惺、谭元春
诗歌美学及标准
清
代
吴淇
文帝诗源于李陵，终身无改。诗家分体以年代者，文帝兼属建安黄初二体，岂文帝为太子与为天子时，有两样文字哉？盖建安当群彦蔚起之时，门户自立，论者概以建安目之。盖其体错杂，文帝之体总括于中，要以陈思为杰。至于黄初，王、刘、應、徐，彫丧已尽，而主持风雅唯文帝。而陈思入黄初，以忧生之故，诗思更加沉著。故建安之体，如锦繍黼黻，而黄初之初，一味清老也。
政治斗争
王夫之
夫大气之行，于虚有力，于实无影，其清者密槌，真不堪令三世长者见也。钟嵘伸子建以抑子桓，亦坐此尔。
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
个性特点
②文评家的美学主张和评价标准
古代文评家的美学主张与评价标准不同，所以在二曹诗史地位的判断上有不同立场。文评家各有各的美学主张，也就各有各得评判标准。因此，在断定文评家对曹丕、曹植诗作的评价是抑是扬时，应当注意其评价标准。
钟嵘之所以扬植抑丕，原因有两个：第一钟嵘的《诗品》是以风格决定品第，风格中最重骨气，其次是词采，再其次才是悲凉愀怆、情思委婉之作。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为锺嵘《诗品》的入室之宾，将其诗歌列为中品；第二钟嵘的《诗品》专评五言诗，曹植的五言诗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蔚为大观，而能代表曹丕诗歌水平和文学贡献的七言诗不列入内，拿曹植的长处与曹丕的短处相比较，自然是田忌赛马，未比先输了。
而推崇曹丕的王夫之评诗一向被认为是一种苛评。首先，他反对迎合传统文评的结论，喜创新而好求异。在扬植抑丕现象中反应如此激烈，与其说是他发现了扬植抑丕的事实真相，不如说他是不想入俗流而激言；其次，王夫之评诗不仅没有相钟嵘风骨那样明确的诗歌筛选标准而且也对诗歌体制没有限定，因此，曹丕和曹植的诗歌可以全数地尽收他眼底，这时候所看到的二曹在诗歌方面的贡献就更为全面、综合和公正。这说明，文评家的美学主张和评价标准在其批评过程中影响了文评家的判断。
③文评家的人生体验与情感共鸣
古代文评家对生命的体验和珍视以及对诗歌的情感共鸣使文评家在二曹诗史地位的批评上有不同见地。首先，古代文人对功名的共同追逐和对怀才不遇情感的共同体验，让他们更理解和同情曹植的遭遇。对于古代文人来说，行走仕途能与生命相当。在重农轻商的社会，一介书生，把仕途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认为是唯一实现生命价值的途径。所以大多仕途坎坷的才子们普遍抱有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情感感受。当曹植仕途不济，抒发心中苦闷的时候，这些诗歌就明显地怀有对怀才不遇之感的体验。而含有这样生命体验的诗歌又极易引起文人才子广泛
的情感共鸣。其次，文评家对生命的珍视使他们更同情曹植在文帝即位后的悲惨境地，也同时对曹丕的生命体验潜意识地蔑视掉了。钟优民在《曹植新探》描述道：（文帝即位后）糟害者亦历历可数，丁仪、丁廙是文帝即帝位后首先被拿来开刀的人，并祸及家人；孔桂因往昔一度亲附临淄侯而简于五官将，曹丕记恨在心，即位时没有来得及罗织罪名，到黄初元年还是找个借口把他杀了；杨俊因在曹操密访群臣、征求意见时虽并论文帝、临淄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淄犹美，文帝常以恨之。黄初三年，车架至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对曹丕这一系列挟嫌报复的行为，文评家以不认同曹丕摧残生命的行为而走向不认同曹丕的诗歌。
④文评家将诗歌架上了道德的法庭。
古代文评家同情弱势文人的感情偏颇影响了其批评的公正性。中国人不论是世卿大夫还是市井小儿，历来都有同情弱势文人的趋向，也会因此而改变客观事实原有的面貌，比如对末路英雄项羽的敬仰和对成功帝王刘邦的唾弃。而曹丕、曹植的争储风波再一次验证了这点，文评家在品评曹丕、曹植的诗歌时时带有主观情感在内的，普遍同情曹植，促使扬植抑丕现象的形成。
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所说，曹丕和曹植的诗歌是因为位尊与势窘的关系才有评价上的高低。文评家之所以在二曹的诗歌批评中感情有所偏颇，是因为七步成诗等传说被扩大化了。《世说新语》中七步成诗的故事和《魏氏春秋》中逼植醉而误事的故事证明了曹丕的阴险毒辣，使接受者从感情上就不喜欢曹丕，对他道德上的批判远胜于对他诗歌的关注。但事实上，七步成诗很有可能是伪作，逼植醉而误事的事实真相是曹植自己醉饮而不能受命。扭曲这些事实的真相不仅是对曹丕的诋毁，而且诱发了人们对于弱者特别是落魄文人的怜弱心理，将传说扩大化，影响对曹丕诗歌的判断。其次，就二曹的诗歌文本来说，文评家在其中能否寻找到情感共鸣是其评价诗歌好坏、高低的另一根据。在扬植抑丕一类的文论家，除了钟嵘等特殊文评
家之外，像吴淇、皎然、刘履、陈师道、陈严肖等都是基于对曹植诗歌的认同而站在扬植抑丕这一立场上的。同样，陈祚明、刘克庄、周履靖和陆时雍等文评家也是在二曹的诗歌中都寻找到了情感共鸣的篇目，而对二人皆有所好评的。
3、文化传统和接受维度
①文化传统对二曹诗史地位的影响。
社会形态背景不同，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价值导向不同，历代学者受时代文化的影响制约，文论家所处的时代主流价值观影响着文论家，使文论家进行诗歌批评的时候带有深刻的文化烙印。这集中体现在以道德伦理评诗。在中国文化史上，由于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的道德伦理的文化意识也渗透在人们的思维之中,成为人们判断事物是非标准的价值取向。具体而言,对道德、权威的认同感和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中国式的文化思维具有明显的趋同性和普泛性,因此,在三曹诗歌乃至整个建安文学甚或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上都能看到它们的折射。以道德伦理评诗使人们用传统的道德标准将曹丕放到了道德的法庭上，将七步诗的传说扩大化，让人们越发同情曹植，认为曹植才德兼备，继承大统是天经地义的事，曹植的诗歌就走向了人们精神上的正统之路。事实上，在涉及伦理的争储风波上，无论是谁走向帝王宝座，都会留下篡位的骂名，只不过看谁来上演篡位闹剧，看谁来背负后人的指责而已。
②作家诗歌美学价值的再挖掘。
作家的美学价值是一个不断被发现的过程，这种揭示的历史也构建了作家的文学成就。这一点在曹丕的诗歌批评上体现的最为突出。从传统维度上说，大多数文论家的批评都是一种伦理论断。它限定了作家诗歌作品美学价值被认定的范畴，或者说，传统维度对诗作有所局限。然而，作为接受者来说，他对诗歌作品的批评有不仅仅限制在传统维度中。当时代变化，人们
的价值观发生变化时，接受维度就与诗歌传统维度产生一定的偏差，随之，作家的美学价值就在时代的变化中，在接受维度中不断被发现、挖掘和改变。曹丕的诗歌之所以经历埋没、扬植抑丕、再到称赞、然后引起关注得到重新批评，就是他的诗歌的美学价值再挖掘的过程。
总结
曹丕、曹植兄弟都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后世评论家往往认为曹植的文学成就更高，形成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扬植抑丕现象。但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明确指出，两兄弟文学史地位之高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二人政治斗争结果的影响。由古代文评家对二曹诗史地位批评的历史发展与流变可知，扬植抑丕现象是从魏晋之初开始一直贯穿于文学发展史的文学现象，只不过明代的王世贞和清代的王夫之提出了质疑，从此开启了曹丕诗歌美学价值再挖掘的时代。但是，扬植抑丕现象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对于我们今天对曹丕、曹植诗歌的认识提出了挑战。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研究后人对曹氏兄弟的接受历史，一方面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了解文学美学趣味的历史变迁和王夫之等个性批评家的独特美学追求，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队曹氏兄弟的文学艺术成就产生新的认识。同时还有助于认识影响一个作家文学史地位的复杂因素，从而保持对文学史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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