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金陵长干寺真身塔地宫发掘与佛顶真骨舍利重光
作者:曾立平
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04期
2008年7、8月间,南京中华门外明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出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等历史遗存,出土七宝阿育王塔等一大批佛教圣物,据出土石函碑刻记载:“□□进呈感应舍利十颗,并佛顶真骨,洎诸圣舍利,内用金棺,周以银椁,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以铁函安置。”时在“大中祥符四年,太岁辛亥,六月癸卯,朔十八日庚申”,即公元1011年夏历6月18日。那么,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佛顶真骨舍利的源流?与明大报恩寺的关系?发掘经过以及最终有哪些惊人发现?这些都是举世瞩目的!
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的身世之谜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孙权自京口(今镇江)徙治秣陵,改称建业。吴黄龙元年(229年)4月,孙权在武昌称帝。同年9月,将都城自武昌迁回“舟车便利,无限险之虞;田野活饶,有转输之籍;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建业。于是,南京成为当时和曹魏的洛阳、蜀汉的成都鼎足而立的三个中心城市之一。
孙权弃秦汉400多年经营的秣陵旧城(今江宁秣陵关一带),北移数十里,在今南京城区中部,从头缔造都城。北依覆舟山、鸡笼山和玄武湖,东凭钟山,西临石头城,城周二十里十九步。定都之初,孙权仍住原孙策将军府,称太初宫,在今珠江路北鱼市街到进香河一带。后拆武昌旧宫,顺江运来建材,改建太初宫,宫城扩大到周五百丈,是当时建业城的主要组成部分,面积占全城四分之一以上。宫城南门为宣阳门(大致在今新街口一带),向南沿“苑路”,也就是路两边是中央官署和部队营房的皇帝专用通道,至都城南门朱雀门。朱雀门外是秦淮河,两岸是古称长干里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南京最早的寺庙——建初寺,就建在这里。 建初寺是南京首座佛寺。据《金陵梵刹志》载,吴赤乌年间(238-251年),有西域康居国(今中亚锡尔河北吉利吉思草原一带)异僧,领徒至长干里,结茅行道,能致如来舍利并布经结缘,善男信女,趋之若狂。孙权乃为之置建初寺及阿育王塔以供奉佛舍利、佛爪、佛螺髻发,遂为江南地面寺塔之始。阿育王,义译为无忧王,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国王,佛教大护法,为传播佛教,广建寺、塔,以奉安佛舍利、供养僧众。传说共建四万八千寺、塔,共号阿育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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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纂续藏经》第七十四册属“礼忏部类”的《礼舍利塔仪式》,叙述了佛舍利本末:“昔康国,僧会法师,初至建业。吴主孙权,未信三宝,令求舍利,有感,当立塔、寺。僧会望空礼拜,三七日,遂感舍利入铜瓶,五色祥光冲天。吴主手执铜瓶,倾铜盘内,舍利便冲盘即破裂,火烧椎试,俱不能损。遂兴佛法。”赞礼(先申赞叹,次称德号):“僧会法师奉吴命,三七昼夜礼殷诚;感佛舍利从空降,五色祥光涌自瓶。一心顶礼金陵报恩窣堵波(塔的梵文□□□□stūpa译音)释迦牟尼世尊!”
而此次发掘出土的北宋《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中记载:“育王铸塔以缄藏耶,舍手光而分布,总有八万四千所,而我中夏得一十九焉,金陵长干寺塔即第二所也。”可作印证。
东晋后期,“至孝武太元末(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二十一年),有并州西河沙门刘慧达,本名屑荷(即刘萨诃360—436年),见于僧传。来寻古塔,莫知其地,乃登越城四望,独见长干有异气,便往礼拜而居焉。时于昏夕每有光明,迂记其处,掘之入地丈许,得三石碑,长六尺。中央一碑凿开方孔,内有铁、银、金三函相重。于金函内有三舍利,光明映彻;及爪甲一枚;又有一发,申可数尺,旋则成螺,光彩照曜;咸以为育王之所藏也。即从就塔北,更筑一塔,孝武加为三层,故寺有两塔,西边是育王古塔也。”(见《大正藏No.2106》唐麟德元年终南山释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刘萨诃在吴阿育王塔东北,更筑一塔,供奉佛舍利、佛爪、佛螺髻发。
南朝梁武帝萧衍天监年间(502-519年),寺名改成长干寺,在圯址重新修复寺院、建造九级阿育王塔。并在刘萨诃三级阿育王塔废墟中,找到佛舍利及佛爪、佛螺髻发,供奉在新造阿育王塔地宫。
《梁书•卷五十四》:“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案《僧伽经》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佛三昧经》云:‘我(释迦牟尼)昔在宫沐头,以尺量发,长一丈二尺,放已右旋,还成蠡文。’则与高祖所得同也。”又《礼舍利塔仪式》记载:“青螺:如来发绀青色,右旋如螺。”这也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像的头发都是螺髻形的由来。
由此可知,梁武帝所得,系当年刘萨诃从吴阿育王塔中取出,供奉在三级塔中的原物。 至是,梁武帝甚为感悟,信佛之念愈诚,不但四次舍身入同泰寺,还劝诫民间茹素戒荤。久而久之,遂形成江南地面“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景观。
晚唐穆宗李恒长庆年间(821-824年),润州(今镇江)刺史李德裕曾打开过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但不见于史籍记载。1960年镇江市文管会在修复甘露寺铁塔时,在塔基下3.5米处发现地宫,出土唐长庆四年(824年)《李德裕重瘗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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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縣長干寺阿育王塔舍利二十一粒,緣寺久荒廢,長慶甲辰歲十一月甲子,移置建初寺,分十一粒置北固山甘露寺,依長干舊制,造石塔,永護城鎮,與此山俱。
碑刻记载了李德裕在长庆四年将上元县(今南京)长干寺部分佛舍利11粒,移置其新建之润州北固山甘露寺,依长干寺旧制,造石塔供奉的事。但李德裕并没有提及是否见到佛爪、佛螺髻发,那么他发现的地宫是否是梁武帝阿育王塔地宫?当然不是。南京大学历史系蒋赞初教授说:“李德裕所挖到的这21粒舍利,应该就是梁武帝时所建的‘双塔地宫’所得。但奇怪的是,梁武帝时埋入的是7粒舍利,其中3粒如同粟粒大小,圆正光洁,而另外4粒没有记载大小,同时还有佛爪和佛发也一同埋入地宫。然而李德裕的石刻铭文中却记载着为21粒舍利,没有谈到有佛的爪发。”蒋教授的存疑不无道理,但他说:“这就推翻了21粒舍利的说法,既然只有7粒舍利,那么可能李德裕移走的舍利,应当是7粒,而不是所记载的11粒。由此推算,留在南京的另外10粒就无从谈起。”(见2008年7月30日《扬子晚报》:《南大史学泰斗先揭地宫5大谜团》)。这就失之轻率了,因为蒋教授的前提是李德裕挖的“应该就是梁武帝时所建的‘双塔地宫’所得”,所以他推翻了《李德裕重瘗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记》的说法。但李德裕的说法是推翻不了的,且不说古人一般不会像今人这样肆无忌惮地造假,事实是1960年镇江市文管会的确发掘出了李德裕瘗藏的11粒佛舍利。那么只能说明蒋教授的前提错了,李德裕挖的并非梁武帝阿育王塔地宫。至于蒋教授说的“梁武帝时所建的‘双塔地宫’”,概念含混,这里暂不讨论。但这一区域从东吴、东晋、南朝梁到北宋、明,至少有五个地宫,确是于史有据的。
又过了180多年,“祥符中,僧可政奏以寺毁,诏令重建。”(见南宋《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北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长干寺已毁圮,可政上奏皇帝,请旨重建寺院和塔,得旨敕修。新建佛塔八面九级,高二百尺,初名“真身塔”,建成后真宗赐名“圣感舍利宝塔”。
北宋为佛教中兴时期,早在宋太宗赵炅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北印度乌填曩国(udgana)高僧施护(danapala),携佛祖顶骨舍利来华,进呈金陵长干寺,后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可政重建长干寺真身塔时,安奉于地宫。宋真宗赵恒天禧二年(1018年),长干寺改名天禧寺。《景定建康志》引宋人李之仪撰《天禧寺新建法堂记》云:“天禧寺者,乃长干道场,葬释迦真身舍利,祥符中建真身舍利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1283年),更名元兴天禧慈恩旌忠教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复更名元兴慈恩旌忠教寺。延至元末,因遭兵焚,寺毁,而真身塔仍存。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罢相被屠之后,朱元璋认为:“虎方坤位,浮屠太耸。”他怪天禧寺塔高耸城南,有碍国运,就下令将塔移到钟山之东。及至脚手架将完工,塔将开拆,有来告者言:工人坠于塔下者不绝,朱元璋认为不是好兆头,这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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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工部侍郎黄立恭疏请募修“如來真身舍利之塔”,费金二万五千两。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1388年)十二月,朱元璋立《御制黄侍郎完塔记》碑,讲述了“阿育王塔”和佛舍利的来龙去脉:
京南關左廂,朱雀橋之左,有浮屠,層高九級,根入厚坤。塔之由來,乃孫吳開創金陵,建邦之時,紀年:赤烏,而有異人康僧者,抱釋迦之道至斯,以說吳主權,權乃悅。 塔之所建,金陵之客山也。其山自西南來,濱江一帶,或蜿或蜒、或起或伏、或蹲或立,低昂俯仰之態,若人之狀,以朝锺山毓秀磅礴川野,結帝王之居,若是也。
其康僧指謂權曰:“是山之麓,深若千丈,下有如來真身舍利。”“何謂之舍利?”曰:“佛行周圓,精魂運化,結寶如珠,水火不避。昔如來入涅槃之時,天上人間、龍宮海藏、天人鬼神,各持以去,建塔以安之。故有天上、人間、龍宮之塔。塔有四萬八千,皆阿育王始。”云:“佛法未施,塔未建也。”
權乃信,刳山以驗之,果得舍利。權故難之,此雖有驗,難以敷誠。既有大神通,必以神力,更致一顆,方乃是信。僧於是設壇,虔恭齋沐,遙望西干,役己之軀、運己之神,七晝夜,佛之威靈所至,乃降一粒。權乃大悅,許建浮圖……
史籍上的记载,在朱元璋的笔下,增加了故事性。西域康僧有“大神通”,不但指引孙权挖得佛舍利,而且作法七昼夜,又降一粒。总之东吴始建阿育王塔时,地宫里就有了佛舍利、佛爪、佛螺髻发。但朱元璋并没有提及黄立恭修塔时,是否发现过佛舍利、佛爪、佛螺髻发和佛祖顶骨舍利。显然是修缮而非重建塔时,并没有打开地宫的缘故。
永乐六年(1408年),寺、塔全毁于火。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在天禧寺址建大报恩寺、建七彩琉璃大报恩寺塔,也没有提及是否在阿育王塔原址,是否发现佛舍利、佛爪、佛螺髻发和佛祖顶骨舍利,可见并没有扰动阿育王塔地宫。
清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起义,北王韦昌辉下令炸毁大报恩寺塔,大报恩寺和大报恩寺塔遂毁于太平天国兵火。一百多年来,寺址早已湮没在工厂和杂乱的民居之中,只留下一些残存的龟趺、碑座、“宝塔根”、“宝塔顶”、“宝塔山”等地名。
阿育王塔的佛舍利、佛爪、佛螺髻发,最后出现在梁武帝天监年间,距今约1500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可政重建长干寺和真身塔,距今约1000年。这次考古发掘证明,明初黄立恭修塔时并没有打开地宫,所以不知道这是北宋长干寺真身塔。朱元璋的《御制黄侍郎完塔记》也误把黄立恭修缮的真身塔当成东吴始建的阿育王塔了。而朱棣建大报恩寺塔时,没有建在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原址上,因此才使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的遗存完整保存至今。 但是,《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记载的是“□□进呈感应舍利十颗,并佛顶真骨,洎(及)诸圣舍利”,并没有提及梁武帝建造的九级阿育王塔地宫安奉的佛舍利及佛爪、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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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髻发。由此可见,可政建长干寺真身塔时,没有扰动过梁阿育王塔地宫,也有可能是直接建在梁塔基上。而梁阿育王塔地宫仍深藏地下,梁武帝瘗藏的佛舍利、佛爪及佛螺髻发如果没有被扰动,有可能还安奉于梁阿育王塔地宫里,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那么,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出土的佛顶骨舍利又来自何方呢?请看《石函记》:“□□进呈感应舍利十颗,并佛顶真骨,洎诸圣舍利。”这两个缺字显然就是北印度乌填曩国高僧“施护”二字,而《石函记》后文:“舍舍利□护”的缺字,显然就是“施”字。诚如是,则是太平兴国五年,施护携佛祖顶骨舍利从印度来华,进呈给金陵长干寺的。
还有一段“公案”,即《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说的:“今润州江宁故地,但有砖基三层并刹佛殿,余则榛木荒丛,非人所涉示,是古基而已。频有大虫,发塔基者多自死。而草深人希,惟有恶兽于中产育;或衔鹿而血污塔者,寻被打扑,号叫惊人。今去永安坊张侯桥七八里。余本住京师曲池日严寺,寺即隋炀所造,昔在晋蕃作镇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发长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于日严塔下,施铭于上。于时,江南大德五十余人咸言:京师塔下舍利非育王者,育王者乃长干本寺,而不测其是非也。至(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日严寺废,僧徒散配,房宇官收,惟舍利塔无人守护。守墌属官事须移徙,余师徒十人配住崇义,乃发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黄色;并白发数十余;有杂宝琉璃古器等,总以大铜函盛之。检无螺发,又疑爪黄而小如人者,寻佛倍人爪、赤铜色,今则不尔。乃将至崇义寺佛堂西南塔下,依旧以大石函盛之,本铭覆上,埋于地府。余问隋初南僧,咸曰:爪、发梁武帝者,舍利则有疑焉。埋之本铭置于其上。据事以量,则长干佛骨颇移于帝里,然江南古塔犹有神异。崇义所流,盖蔑如也。故两述之矣。但年岁绵远,后人莫测。略编斯纪,以显厥缘云。”虽然“两述之矣”,但长安日严寺塔的舍利、爪、发本身就存疑,绝非史籍记载的梁阿育王塔地宫瘗藏的佛舍利、佛爪、佛螺髻发。
举世瞩目的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发掘
早在1987年,南京市就开始了“大报恩寺塔复原方案”的审定工作。2001年以来,重建大报恩寺和大报恩寺塔的呼声日渐高涨,成为南京人的共同愿望,大报恩寺塔地宫的发掘也成为可能。
那么结合大报恩寺塔地宫的发掘,能否找到阿育王塔地宫里的珍藏,是否会有震惊世界的惊人发现呢?
2007年初,考古人员开始发掘,然而一年后却意外发现了北宋长干寺的塔基与地宫。塔基呈正八边形,最大对径25米;塔基中心为圆形地宫,直径2.2米、深6.74米,是国内发现最深地宫。2008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万众瞩目中,正式发掘地宫。7月16日,在地宫发现石函,其北壁上刻《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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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長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記□法主承□住持圓覺大師賜紫德明述並書:我大牟尼師嗣賢劫第四之大寶也,捴法界為化封,以教理為命、令垂衣利物,四十九年,大事記周,提河示寂,碎黃金相,為設利羅。育王鑄塔以緘藏耶,舍手光而分佈,捴有八萬四千所,而我中夏得一十九焉,金陵長干寺塔即第二所也。東晉出現、梁武再營,寶塔參空,群生受賜。洎平陳之日,兵火廢焉,舊基空列,於榛蕪峞級,孰興於佛事,每觀藏錄,空積感傷。聖宋之有天下,封禪禮周,汾陰祀畢,乃有講律,演化大師可政,塔就蒲津,願興墜典,言告中貴,以事聞天,尋奉綸音,賜崇寺塔□,將仕郎守滑州助教王文,共為導首,率彼眾緣,於先現光之地,選彼名匠,載建磚塔,高二百尺,八角九層,又造寺宇,施護進呈感應舍利十顆,並佛頂真骨,洎諸聖舍利,內用金棺,周以銀槨,並七寶造成阿育王塔,以鐵函安置。即以大中祥符四年,太歲辛亥,六月癸卯,朔十八日庚申,備禮士設闔郭□齊閟於□際□□□數永鎮,坤維上願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天基永固,聖壽遐延;太子諸□,福昌萬葉;宰輔文武,贊國忠貞;三軍兆民,樂時清泰;同緣眾信,利集無疆;舉事諸賢,功彰不朽;陵遷□□,此善常存,地久天長,斯文永振,謹記。塔主演化大師可政、助緣管勾、賜紫善來、□小師普,□□道□,将仕郎守滑州助教王文,妻史氏十四娘,男凝熙、規拯,孫男同緣、同會,三哥、四哥、五哥、七哥、□□哥□□,孫女大娘、二娘、三娘、四娘、五娘、六娘,新婦蔡氏、許氏、楊氏、楊氏,出嫁一娘、三娘、亡女四娘,先考□二□,先妣程氏、繼母陳氏,寄東京王廷旭,僧正賜紫守邈,宣慧大師齊吉,賜紫文仲,僧仁相、紹之、舍舍□利施護、守正、重航、紹贇、智梧、重霸、守願,尼妙善、寶性,砌塔都料應承裕並男德興、王仁,規施石函陸仁貞、仁恭。(据南京市博物馆2009年8月编《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情况汇报》,“□”为缺字,“□”内字为据上下文补,如:“施護”)
石函内是0.5米见方、1.3米高的铁函,7月27日晚运回南京博物馆。7月28日,专家对《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进行解读,塔基与地宫属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可政所修金陵长干寺。而地宫出土文物皆属宋代,未发现任何一件明代文物。因此,与明代重建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无关。8月6日,开启铁函,内藏一座精美绝伦的七宝阿育王塔。8月7日下午4点40分左右,当专家解开包裹着阿育王塔织物上的三个“千年结”后,闪烁着金光的佛家圣物七宝阿育王塔终于揭开神秘面纱。塔由塔座、塔身、山花蕉叶和塔刹四部分组成,当时只看到塔刹部分,有五层圆环形“相轮”,四角耸立“山花蕉叶”,造型别致,纹饰精美,而且体量之大,前所未有,堪称“塔王”。由此可知,这就是可政所修长干寺塔地宫原物,未经后世扰动。“七宝阿育王塔”所瘗藏的是北宋所供奉的“感应舍利”、“佛顶真骨”、“诸圣舍利”、“金棺银椁”等佛教圣物,这将是震惊世界的惊人发现!
塔在铁函中,两者间距不足一厘米。有人提议,丢卒保车,将铁函局部破坏,取出七宝阿育王塔,但被国家文物局否决,并指示,这两件器物皆为国宝,都要保证完好无损。如果拿不出可靠方案,宁愿十年不取塔。面对这一难题,考古队向全社会征求方案,最终与曾参与“神七”工程的中国航天南京晨光集团合作,用高科技手段和材料,设计、制作一套精巧机械手。2008年11月22日,这套装置成功穿过函、塔间不足一厘米的缝隙,将七宝阿育王塔顺利请出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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瘗藏千年的北宋长干寺地宫,除发现佛顶真骨、感应舍利等佛教圣物外,还出土了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1.2万余件各类供养器物,包括金、银、铜、水晶、琉璃、玛瑙、丝绸等,成为继20世纪80年代陕西法门寺地宫之后,又一座震惊世界的佛门宝库。长干寺地宫的佛教圣物和珍宝大致包含六个重要方面:
首先,瘗藏千年的佛顶真骨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独一无二的释迦牟尼佛祖真身舍利。在典籍《洛阳伽蓝记》、《佛国记》、《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大唐西域记》、《法苑珠林》里均有记载。佛顶真骨状如蜂窠,并不规则,发孔分明,其色黄白;因不同时代、多处供养,故尺寸不一。长干寺真身塔瘗藏的佛顶真骨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只是黄白泛褐,是长期泡水所致。在高像素的专业相机拍摄下,佛顶真骨顿现灵异神采!在长约8厘米、宽约5厘米的蜂窠状孔洞表面上,竟然嵌有大大小小、五色斑斓、熠熠生辉的舍利子,仅一面就可见60余粒。这些舍利子大的也不过如芥子许,小的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只有借助高科技才能瞻仰佛顶真骨的神奇。令人欢喜赞叹,顶礼膜拜。这是化生万有的佛祖精髓,佛光普照的大光明境,佛法无边的慈悲恩德,至高无上的佛教圣物!
其二,长干寺地宫本身就极具价值,是迄今国内发现最深的佛塔地宫,从现存地表开口至底部深达6.74米,是南方竖穴式地宫的杰出代表,可与横穴式地宫的代表唐代法门寺地宫并称“南北双绝”。
其三,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一整套宋代舍利瘗藏容器,包括石函、铁函、七宝阿育王塔、漆函,及金棺、银椁和大小银函、琉璃瓶等。其中,石函高1.6米,由底座、四块壁板和顶盖组合而成。在石函北壁石板上,镌刻《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铭文,记载翔实,书刻俱佳,堪称宋代书法、碑刻珍品。铁函为生铁铸造,高1.3米、宽0.5米,是专为七宝阿育王塔打造的“保险柜”,也是国内发现最大的宋代铁函。七宝阿育王塔堪称“塔王”,高大雄浑,达1.2米,内以檀香木作胎,表面银鎏金,并镶嵌454颗“七宝”珠。塔身上下通体浮雕,既有佛祖从孕育、诞生,到苦修、说法,最终涅槃等事迹,又有“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等故事,还有大量铭文,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体形最大、制作最精、工艺最为复杂的阿育王塔。塔内发现的金棺、银椁和大小银函同样制作规整,雕刻细致复杂,代表了北宋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银椁和金棺上皆刻有铭文,明确指出佛顶骨舍利为印度高僧施护捐赠,为佛顶骨舍利的来源和流传提供了确凿证据。
其四,铁函中近百幅保存完好的宋代丝织品,数量之多,保存之精,在中国考古史上极为罕见。包括绢、绫、缬、锦等品种,使用了提花、刺绣、印染、描金等工艺,体现了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丝织水准。多幅丝织品带有宋代施主墨书题写的发愿文字,真实反映了北宋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及佛教思想深入人心,并广泛传播。
其五,包裹七宝阿育王塔的有三个“千年结”的织物,正如笔者推测的那样,是袈裟,而且极有可能是可政的袈裟。这件袈裟与现今的袈裟不同,首先,颜色灰黑,是否是长期泡水所致,还是本来就是“坏色、不正色、秽色”的“若青、若黑、若木兰色”的“缁衣”?其次,袈裟非整齐割截成片,标示田相为法的割截衣,而是由不整齐的布片缝缀而成,且质地不一,有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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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绸等,是否就是“百衲衣”?再次,袈裟上缀一玉质或石质大圆环,以作系衣之用,石色发黑,是长期泡水所致,还是本来石色?最后,袈裟以银线缝缀,并以银线绣袈裟主人法号,已氧化变黑,应是“可政”二字。对这件千年前袈裟的研究,将对了解僧人法衣的流变史有着重要意义。
其六,地宫出土大量的宋代香料实物,如沉香、檀香、龙脑香、豆寇、丁香等;以及贮存和使用香料的器具,如香囊、玉碗、香匙、香箸、行香炉、香水凈瓶等。这对中国香料史、用香史的研究极具重要价值。
长干寺地宫佛顶骨舍利的重光,让中国同时拥有佛顶骨、佛指骨(陕西法门寺)、佛牙(北京灵光寺)三大佛舍利,奠定了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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