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问题观的形成与发展摘要:本文探讨1921年以前毛泽东问题观的形成与发展，并以《问题研究会章程》为界把青年毛泽东问题观的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为毛泽东问题观的萌发阶段，在这一阶段，毛泽东致力于探索问题发现、问题选择、问题解决和组织团队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其二为毛泽东问题观的初步形成阶段，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通过对“问题”的内涵和外延的分析，以及对问题评价和问题解决的思考，初步形成了与胡适不同的问题观。其三是大约于1920年9月以后，毛泽东对前期问题观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对“主义”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解答，提出了四类问题统一解决的观点，提出并解决了目标问题与方法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关键词:青年毛泽东;问题观;形成;发展一、毛泽东问题观的萌发(一)发现问题的意识和途径毛泽东很早就有明确的问题意识。青年毛泽东善于从历史、文学和现实生活中发现重大问题。在少年时代就对农民问题有了深刻的意识。毛泽东诞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6岁就开始干农活，与农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8岁上学后仍不脱离劳动。渐渐地，他从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和人民(主要是农民)生活的极端痛苦，意识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地位十分低下。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说:“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全部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农民问题的发现与他生于农家并从小躬耕经验有关，毛泽东此时对农民问题的意识还是自发的朴素的，还未达到自觉的深刻的理解。然而毛泽东毕竟以其敏锐的问题感，首先接触到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一个基本问题—农民问题及与其密不可分的土地问题。这就为日后深人理解和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打下了基础。毛泽东也善于从历史事实和典故中发现问题。比如，1912年他在《商鞍徙木立信论》一文中从历史典故的分析中发现并提出了国民素质问题。这为日后致力于解决中国革命的主体的素质问题开了先河。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也提到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但毛泽东看到了最大的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转引自李锐着:《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万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页。青年毛泽东问题观的形成与发展1的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这是毛泽东解决主体问题的一个重大进步!(二)问题选择的意识和原则目标间题的选择与人生发展问题的解决相联系，根据自己的个人特点、兴趣去选择自己所适合解决的问题既是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对自己的个性、兴趣、能力、特长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解决学习问题(例如，文理两科孰重孰轻?是否出国留学?)、人生发展问题(例如，是做学者还是做革命家?)时头脑清醒，选择合理。毛泽东之所以不出国留学，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想了解中国的国情，深入地研究国内的问题。一旦对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系统)作出了选择，就需要根据自己的选择去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形成和发展自己的能力系统，以适应问题解决的需要。毛泽东的选择要求他注重实践能力、行动能力的培养。毛泽东曾两次远游，观察社会，培养解决难题的能力。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萧瑜徒步千余里，深人长沙、宁县乡等五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向农民宣传民主革命的道理。同年冬，他在长沙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夜校，在工人中传播民主革命的思想。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又徒步游历了湖南。一条毛巾，一把雨伞，一双凉鞋就是他们的全部行装。·他们俩用两个月的时间调查各村各乡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租税情况，了解地主与无地农民的关系。(三)问题解决的原则与方法毛泽东生张，青年应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担当意识，勇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逮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青年毛泽东受中国传统思想中明清实学“至诚实用”、“经世致用”观点的影响，他反对老是坐而论道，反对鼓吹空洞的大道理，主张切实地解决问题，使个人和社会发生切实的变化。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思想的空虚性表现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其时的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毛泽东主张思想的变化，应该是具体的、透底的、自觉的变化，而不是笼统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毛泽东认为，青年既要善于解决社会问题，也要善于解决自身问题，他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德智体“三育并重”。毛泽东主张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不断提升和发展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他在《讲堂录》中提出，知识和经验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其效用。毛泽东认为青年应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正确地解决间题。毛泽东注意到: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毛泽东尤其强调:于“研究”的精神之后，继之以“批评”的精神。因为“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1919年7月21日，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四)组织团队解决问题青年毛泽东不仅个人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还善于组织团队，利用集体的力量去发现和解决个体无法解决的问题。青年毛泽东何以用那么大的热情去参加或组织各种各样的学会社团。据粗略统计，他青年时代主持或参加的学会社团有十几个。他都努力借这些平台，组织同仁下工夫去研究和解决符合学会社团宗旨的实际问题。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等一批进步青年，在长沙组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积极探讨“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1918年6月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旋即开始了组织学会、组织勤工俭学等社会活动问题。面对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如何去理解，如何提出解决方案，显然这不是几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需要很多人一齐来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称之为“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诸问题，毛泽东主张“国人当及时研究，导之正轨。同人等组织学会，在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彻底之研究”。健学会由同志组合，以输人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健学会的“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健学会要求:“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重要之问题，由会友共同研究”。会友应守之公约如下:(l)确守时间。(2)富于研究的精神。(3)学问上之互助。(4)自由讨论学术。(5)不尚虚文客气，以诚实为主。二、毛泽东问题观的初成(一)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反对学术研究“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胡适反对空谈主义，指出了空谈主义的危害。他指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在力陈高谈主义的危险之后，胡适呼吁人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李大钊认为解决实际问题与宣传的主义可以交相为用，并行不悖。李大钊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解决为例，指出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认为，根据唯物史观，既要注重经济问题的解决，因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又要重视阶级斗争学说，并用它去指导社会革命实践。李大钊心目中的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胡文中的“主义”则是一个多义的概念。结合《章程))来看，胡适、李大钊和毛泽东三人所理解的主义一词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二)毛泽东问题观的内容和特点胡适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1919年9月1日，年仅26岁的毛泽东写下了《章程》一文。《章程》共12条。《章程》第一条“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首先给“问题”下了一个定义。该定义对问题概念的理解还不够准确，也与毛泽东后来对问题的理解明显不同。《章程》第二条列举了71类，计1科个问题。144个问题中，有66个问题分属7类:教育类问题17个(涉及教育普及问题、中等教育问题、专门教育问题、大学教育问题、社会教育问题等);女子问题17个(涉及女子的参政问题、教育问题、职业问题、交际、恋爱自由、男女同校问题、家庭教育问题、废娟、废妾、放足问题等);实业类问题8个(涉及蚕丝、茶产、种棉改良、造林、开矿问题、设厂、海外贸易经营等问题);交通类问题7个(涉及铁路改良、无线电台建设问题、航业扩张问题和公路建设等问题);财政类间题9个;经济(实为金融)类问题5个;华工类问题3个，共计66个。《章程》第二条对所列问题作了如下说明:“下列各种问题及其他认为有研究价值续行加人之问题，为本会研究之问题。”可见这是一个开放的集合。从事后来看，《章程》还未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心问题不明确，缺乏严谨的结构。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来不及仔细梳理。然而，一个26岁的青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提出71类144个问题，其问题类型之多，时空范围之广，涉及层面之多，足见作者眼界之开阔、抱负之深远，气魄之宏达，可谓是青出蓝而胜于蓝。《章程》列出ro种须特别注重研究之主义(实指学科理论和规律):哲学、伦理、教育、宗教、文学、美术、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等。这里对问题和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章程》第四条:“问题不论发生之大小，只须含有较广之普遍性，即可提出研究，如日本问题之类。”这一条涉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评价和问题选择的标准，即问题的普遍性。《章程》第六条指出: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然在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意之问题。在古代与现代及未来毫无关系者，则不注意。这一条涉及到了另外两条重要的问题评价和问题选择的标准，即问题的现实性和问题的可预测性。以上两条所提出的问题评价和问题选择的三条标准是极有见地的，可谓抓住了问题评价的关键。它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章程》第五条提出了两种问题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和文献研究。“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报纸三项着手研究，如孔子问题及三海峡凿隧通车问题之类。”这说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非常重视实地调查研究。《章程》第七条说明了问题研究的三种方式即:一人独自之研究;二人以上开研究会之研究;二人以上不在一地用通函之研究。《章程》第八条声明:问题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以实行解决问题”，属于问题研究会以外。《章程》第十条则从组织上规范了间题研究会的职能。“会与会员间，会员与会员间，只限于‘问题研究’之一点，有关此外之关系，属于间题研究会以外。”这两条规则把问题研究会变成了一个学术组织，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胡适的想法。从《章程》的基本思想和所要研究的问题来看，显然是受了上述胡适文章的影响。毛泽东按照胡适提出的主张，成立“问题研究会”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当时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的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如草拟《章程》，创办文化书杜，成立自修大学等，也都受到了胡适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三)毛泽东问题观与胡适问题观的区别毛泽东问题观与胡适问题观有以下三个区别。第一，每一个问题的研究有两种基本取向:理论取向和实践取向。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学术组织，其研究取向当有所限制，应选择理论取向。但对一个行动者来说，实践取向则是更重要的更有价值的选择。问题的理论研究和问题实践研究并不是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可以统一起来。毛泽东既是实践家，又是理论家，毛泽东走的就是这种统一的道路，虽然有时侧重于问题的理论研究，有时侧重于问题的实践研究，但毛泽东总的倾向是围绕问题的实践研究去开展理论研究，并把两者统一起来。第二，人们常常把问题分为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两大类。理论问题常常表现为学术问题。这两类问题在性质特点上有显着的差别，其评价标准也不同。比如前者更重视严谨性、系统性，后者更关注功能性和时效性。毛泽东问题观与胡适问题观的另一个区别在于:毛泽东虽然也研究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但是他对现实问题、实践问题和行动问题更感兴趣更多付出。胡适则更重视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解决社会实践问题和在社会实践中解决问题。1920年初，对于举办“自修大学”的宗旨看法，毛泽东同胡适则是不一致的。毛泽东把它的目的规定为“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而胡适对此持反对态度。毛泽东还提出了通过革命“再造”国家和民族的问题。特别“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社会活动方面，因而对人生、社会等许多问题的哲学思考，不再停留在课堂上和书本里，而是转向了对现实的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分析。第三，两人的问题研究方法有区别。由于以上两点区别，导致胡适和毛泽东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毛泽东注重对现实问题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解决，注重把特定问题放到问题系统中去解决，注重从多学科角度透视问题，运用多学科知识综合地加以解决。毛泽东问题观的这一特征可从毛泽东对赵女士自杀问题的解决过程来印证。在《章程》间世之后，1919年n月14日，湖南女子赵五贞用剃刀自杀于花轿内，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该间题的产生是对毛泽东问题观的一次考验。毛泽东在12天内(n月16日到11月28日)就此事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上连续发表10篇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来看，毛泽东并非孤立地看待赵女士自杀问题，而是把该问题放到问题系统中去思考和解决，由赵女士自杀问题引申出或延伸到人格问题、社会制度问题、社会环境问题、女子自立问题、女性解放问题、婚姻间题、恋爱问题、生死观问题，等等。毛泽东间题观的一个显着特点是注重从个人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去思考和解决问题，注重从多学科角度透视问题，运用多学科知识综合地整体地解决问题。这使得毛泽东能对诸多复杂问题作出高效的创造性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