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出生地: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字号:字原,一字灵均。所处时代:先秦。民族族群:华夏族。出生时间:约公元前340年。去世时间:公元前278年。别称:屈平,屈子,屈正则。主要作品:《九章之三哀郢》《九歌大司命》《九歌东皇太一》《九歌国殇》《九歌河伯》等。主要成就:内政上主张举贤修法,外交上力主联齐抗秦,文学上创作骚体新诗。
关于屈原的详细内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您进行介绍:
一、屈原的诗词 点此查看屈原的详细内容
《离骚》、《九歌国殇》、《天问》、《招魂》、《卜居》、《九章之三哀郢》、《九章之八橘颂》、《九歌云中君》、《九歌湘夫人》、《九歌东皇太一》、《九歌湘君》、《九歌山鬼》、《九歌礼魂》、《九章之六思美人》、《九歌大司命》、《渔父》、《大招》、《九章之五怀沙》、《远游》、《九章之四抽思》。
二、习俗
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敬仰和崇拜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因为怕祭屈原之米被鱼虾所窃,因此创造了粽子这种形色。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把粽子系上五彩丝线,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中国端午节习俗后来传到了朝鲜、日本、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 明、清时期政府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但端午和中秋也变得重要,后来最重要的节日是新年、端午和中秋。这三个主要的节庆称为三大节,各阶层都是一样的。
三、生平
出生屈原的出生日期,自古以来有很多人研究,一直到解放后考古文物的出土才定为公元前340年。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的两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 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鼎"即贞,训为当。"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完全吻合。"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可以简化为"岁贞陬"。《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这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所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天文学家根据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帛书《五星占》,计算出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正月, 木星的位置恰恰是晨出东方,即所谓摄提格之年。以此为座标,再运用木星的会合周期和恒星周期的规律,并结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楚世家》中的历史资料,可以推算出屈原的出生年月。从周显王三年,木星经过两个恒星周期即24年的运行,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 年)正月又晨出于东方,这一年应当就是《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的"摄提格"之年。又根据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长历"该年正月朔乙丑进行推算,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恰恰是庚寅日。因此屈原应当是出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前342年3月6日。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也称庚寅日出生的男子为贵。云梦本为秦地,据学者研究,云梦秦墓墓主喜为入秦之楚国遗民,因此,《日书》名为秦简,实则反映了楚人的宗教意识,这符合屈原的自述。 取名屈原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关于自己名字的来历,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代,我的父亲叫伯庸。我降生在寅卯年孟春月的庚寅日,父亲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正则”,字叫做“灵均”。屈原的父亲伯庸很有学识,伯庸为儿子取名“平”,又起名“正则”,取字“原”又用字“灵均”这一对名和字相结合的含意是“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而高平曰“原”这里正含有了屈原的一对名和字,其中名“正则”与“平”相结合,则意法天,字“灵均”与“原”相结合,则意法地。法天和法地,这正是父亲希望儿子所能做到的人格要求和处事原则。屈原的生辰名字被解释为符合《史记》中所说“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 经历屈原的事迹,主要见载于司马迁的《史记》。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日(公元前340年12月21日)。屈原于是年正月十四诞生于楚国丹阳,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从屈原的作品中看,他作为贵族参与了楚国的巫术活动。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风。 学者称:“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两年后客死异国。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四、文学成就
著作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理想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作品风格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