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来没有投石兵，标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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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投石器和标，但未形成兵种。我国古代主要有步兵、车兵、骑兵、弓弩兵、辎重兵等兵种
投石器中国的投石器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用人力在远离投石器的地方一齐牵拉连在横杆上的梢（炮梢，架在木架上，一头用绳索栓住容纳石弹的皮套，另一头系以许多条绳索，方便人力拉拽）将石弹抛出，分单梢和多梢。最多的有十三梢，最多需500人施放。
唐至德二年（757年），正值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蔡希德发兵十万进攻太原，太原守将李光弼曾使用投石机击毙安史叛军十分之二三。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宋朝在攻灭南唐时使用了“火炮”。这是一种使用可燃烧弹丸的投石机。北宋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等城市建立了火药制坊，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宋敏求在《东京记》载，京城开封有制造火药的工厂，叫“火药窑子作”。这时的弹丸已可爆炸，声如霹雳，故称之“霹雳炮”。靖康元年（1126年），金入围攻汴京，李纲在守城时曾用霹雳炮击退金兵，“夜发霹雳炮以击贼，军皆惊呼”。
南宋初年，右正议大夫陈规著《守城机要》，其中对投石机（炮）有详细阐述。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军已经将霹雳炮装备在水师舰船上。金海陵王完颜亮撕毁《绍兴和议》伐宋时，虞允文在采石矶反击金军渡江，“舟中忽放一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自空而下，……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逐大败之”。
后来蒙古南侵之时，金军也学会类似的方法抗蒙。
蒙古军队则从波斯人那里学来“回回炮”“襄阳炮”，即“平衡重锤投石机”，又称“配重式投石机”。用绞盘升起重物，靠重物下坠的势能转化动能把杠杆另一头的炮弹射出。其平衡重锤重量通常在4到10吨左右，以致整个投石机形体庞大。《元史·阿里海牙传》载：“会有西域人亦思马因献新炮法，因以其人来军中。”“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
到了14世纪中期，有的抛机竟能抛射将近1000磅重的弹体。威力巨大。
标我国的大部分地区或民族普遍将标作为生产劳动的工具和自卫作战的武器。云南、贵州等西南各省少数民族所用的标，大都体质轻小而铁镞极为尖锐，杆用竹者多，用木者少，而不以铁制。有的镞即以竹木削尖为之，甚为便利节省，而杀敌功效不减。苗族和瑶族有时敷毒于尖，凡中标者性命难保。即使标上不敷毒，其射程之远，射力之猛，投掷之准，亦能洞胸穿首。
羌族标形似无羽之箭，镞体细长，安镞之端尤细，非精于此道者难于有效地运用。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一》记其旅途所遇之事云：“忽有四人持镖负弩，悬剑橐矢，自后奔突而至。”福建一带的人民自古擅用标，且善于水战。《明史·兵志三》载：“闽漳、泉习镖牌，水战为最。”明方以智《通雅·器用》：“今滇兵皆用标空掷，谓之标子。”清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记》：“獠童兵器，每洞各习一种，其习标者铁刃重二斤。”以上事例充分说明我国南方地区自古以来不仅擅用标，而且不同民族各具特色。
东北边疆各族所用的标，形制较为笨重，镞刃较为宽大，既不类西南地区，也不似西北蒙古族及回族之具。如生活在松花江一带的赫哲族等部落所用的标，通常近1米，铁刃长约40厘米，杆为木制。双形首如三角平体箭镞，腰细而尾复宽，如蜂腰形，腰有一小铜箍，尾亦有一较大的铜箍，另有三铁片，刃尾接杆处缀有红布。此种标近于矛形或长形，其刃镞颇长，可兼作刺兵之用。这或许是因为东北人身高力大，善于马上作战，或为掷敌之具，平地使用则须经过较长时间的练习适应。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常年生活在深山丛林之中，制作和使用标的技艺世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
在周代的战术中，双方激战往往先发矢射远，继以标互掷，然后冲锋陷阵，短兵相接。但是，周代以至唐代的史籍中极少提及标，可能与这段历史时期军旅作战过于依赖弓弩有关。然而，用以投击的矛或可视之为标。《史记·匈奴列传》：“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 。”裴集解引三国吴韦昭曰：“ 形似矛，铁柄。”这种铁柄短矛，近战中可用之以刺，亦可投击。又《晋书·苏峻传》记载：“（苏峻）与数骑北下突阵，不得入，将迥旋白木陂，牙门彭世、李牵等投之以矛，坠马，斩首。”
《宋文鉴》卷七周邦彦《汴都赋》记载北宋开封禁军“于是训以鹳鹅鱼丽之形，格敌击刺之法；剖微中虱，贯牢彻札；挥铊掷 ，举无虚发”。铊是一种短矛， 是一种铁，都是用于投掷的兵器，在北宋军队中极为流行。另外，北朝时还出现过一种火 ，是在短矛上缠绑燃烧物，点着后掷向敌方，用以破坏敌人的战具。《周书·王思政传》记载，西魏王思政守颍川时，东魏高岳率十万大军围攻，高岳“随地势高处，筑土山以临城中。飞梯火车，昼夜攻之。思政亦作火 ，因迅风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烧其攻具”。这些短矛的灵活运用，丰富和发展了标的使用技法。
宋代以后，标被列为军中的常规作战兵器。宋高承《事物纪原·戎容兵械·旁牌》：“《宋朝会要》曰：太宗闻南方以标旁牌为兵，令萧延皓取广德军习之。军士之用标牌，此其始也。”宋王应麟《玉海·兵制四·咸平广捷兵》亦云：“先是帝闻南方以标旁牌为兵器，命有司制之。”宋代的标又称“梭”，长数尺，原为南方少数民族使用的兵器，步战时为旁牌手并用。《水浒传》59回中号称“飞天大圣”的李衮能使一面团牌，手中仗24条铁标冲锋陷阵，立体地再现了标牌的使用方法。并且标也为骑战者所用，称为“飞”。《水浒传》70回中的花项虎龚旺，就会马上使“飞”。
元代蒙古骑兵善用标，风格独特而技艺尤精。他们使用的标既可两头刺敌，又能投掷杀敌，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所用的标有三种：其一名“欺胡大”（Tschehonta），其体甚长，向前之刃作三角形，杆尾之刃作花瓣形，两头均可刺敌，亦可投掷杀敌。其二名“巴尔恰”（Barchah），体亦长，向前之刃近于斜方形，杆尾之刃作圆头钉形，两头可刺，亦可掷杀敌人。其三名“三尾掷”，向前之刃作圆头钉形，杆尾有三尖刃，不在尾端，而装置于尾旁，似有箭羽的作用。此种标之体较短，虽亦可在马上刺敌，但其作用纯为抛掷杀敌之远刺器，故称“三尾掷”。
明代军队中使用的标，杆以缠软的稠木或细竹制成，长约7尺，前粗后细，铁锋重大，因重心在前，所以投得远，一般以30步为基本要求，准而有力。虽有一种两头带刃的标，长68厘米，刃长23．5厘米，尖尾长7厘米，两头尖，中间粗，如长箭，两端均可刺人，便于投掷。明代沿袭宋代遗制，军队非常重视标，而且强调步战使用必与藤牌相配。明茅元仪《武备志·军资乘·器械三》：“梭长数尺，本出南方蛮獠用之，一手持旁牌，一手 以制人，数十步内中者皆踣。以其如梭之掷，故云梭，亦云飞。”为鼓励士卒平时刻苦习练标牌技术，军中还设立了明确的测试规定和奖惩办法。
戚继光《纪效新书·比较武艺赏罚》：“试标，立银钱三个，小三十步内命中，或上、或中、或下，不差为熟。”练习和测试的办法除单独投掷标外，还须持藤牌投掷。故文中又曰：“试藤牌……令持标一枝，近敌打去，乘敌顾摇，便抽刀杀进，使人不及反手为精。”何良臣《阵记》卷二《技用》还说：“……标中银钱者，以银钱赏之。三限不中者，罚而复责。惟三标百试不差者为奇异。”标在明代也曾用于水战，并从作战实践中总结出“标非船相逼不可用，往下打更难准”的经验教训（《三才图会·器用》卷六）。
清代军中使用的标形式多样，而多以木竹为柄，上加铁镞，略如明制。还有一种卫体用的标，杆较短，镞长6寸，木柄杆长1．8～1．9尺，重不到2斤。纯铁打造的标更短，全长不到2尺，重不过4斤，技艺精熟者可于50步内投中敌人。清王 《兵仗记》：“执牌人所用者为标，若梭。捣马突、犁头标、紫金标则其类也。”清代绿营装备有手镖、犁头镖、铁斗镖等标，形制较明代为短，多系水师用之。
以上大量事实充分说明，我国古代人民不仅自古以来就会制作和使用标，而且各个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色。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它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竞技运动，而是作为一种武技延续至今。当然，现在中原一带已难觅其踪影，但在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持着它的原始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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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重式是阿拉伯人12世纪发明的，欧洲13世纪才有跟中国差不多，可是那时候火炮都快要发展出来了，投石机的作用大大的减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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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有的，而且比例还不少。只不过一直没什么存在感。
古中国的标其实也很厉害，但是在弩大行其道的时代很少有发挥作用的时候。而投石机就更少了，而且一般都是人力的，很少有西方流行的配重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