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横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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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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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0 13:17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党领导人民群众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城乡居民结束了旧中国饥寒交迫的悲惨命运，绝大多数群众过上了家家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生活，温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人民群众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点燃起建设美好生活的梦想。
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
（一）食物消费有所改善，恩格尔系数稍有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各种农副产品生产增多，人民群众食不果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食物消费发生了新的变化。
1．细粮消费增加，粗粮消费减少。据1953年河南省财委对郑州、开封、安阳、焦作、洛阳、漯河、朱集（商丘）、南阳市和濮阳、获嘉县的调查表明，195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5．74公斤，其中细粮占58．93％、粗粮占41．07％；1952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7．03公斤，其中细粮占．58％、粗粮占35．42％；1953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2．25公斤，其中细粮占67．1％、粗粮占32．9％。农村居民细粮消费比例也在缓慢上升，从1950年到1956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细粮消费量从84公斤上升到91．5公斤，细粮所占比例从39％上升到42％。[1]
2．肉类、副食及蔬菜消费量有所改善。1949—1956年，吉林省职工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50斤，其中细粮占50％以上，为1941年的7倍多；人均蔬菜消费量为250斤左右；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1—16斤多，超过伪满时期1倍以上；人均鸡蛋消费量为20个，是1941年的3倍。人民生活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已经过着以细粮为主、鲜菜不缺、肉食近于经常、年节时更加丰盛的生活了。吉林省农民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5斤左右，人均细粮消费量逐年增加，l956年时约为54斤，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0斤多，均为1941年的3倍多。[2]
3．饮食支出比例变小。一份关于吉林省职工、农民生活支出的数据表明，与前相比，吉林省职工、农民的食品消费比重发生了变化，职工由1941年的60．32％下降到1956年的44．17％，农民由69．20％下降到61．27％。[2]（P.318）虽然食品消费所占生活费用的比重还很大，仍没有脱离贫困状态，但恩格尔系数下降的事实说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二）衣着消费有所改观，衣着质量依然不高
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用于衣着的消费支出也不断增长，城乡居民穿衣紧张的状况有所改观，人们的衣着打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城乡居民衣着消费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三个：
1．从实际消费上看，衣着消费量和实际支出有所增长。1957年时全国主要纺织品销售量大幅度增长，棉布销售量从1952年的30．8亿米增长到1957年的42．9亿米；呢绒从362．6万米增长到709．4万米；绸缎从3092．3万米增长到7090．8万米；针织内衣裤从2900．4万件增长到20253．6万件；衣着类商品销售总额由50．8亿元上升到82．6亿元。人均棉布消费量从1952年的17．12尺增长到1957年的20．47尺；呢绒从0．019尺增长到0．033尺；绸缎从O。163尺增长到0．334尺；针织内衣裤从0．05件增长到0．32件；人均衣着消费额从8．95元增长到12．98元。[3]
2．从布料上看，主要以机制棉布和土布为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棉布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对土布的需求量不断下降，呢绒、绸缎的消费很少。消费者选择衣料以价廉、耐穿为主要标准。
3．从款式上看，主要以列宁装、工作裤和军装为主。旗袍、马褂、西服等几乎从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造型简单、风格朴素的列宁装、工装裤和军装。这些服装价格便宜、实用性强，干起活来要比旗袍、西装方便得多，适合当时勤俭建国的客观需要。
（三）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居住状况依然紧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群? 众的居住条件，城乡居民居住状况得以改善。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途径主要有：
1．国家投资兴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加大了对居民住宅的投资。城市新建住宅面积不断增加。到1956年，全国新建住宅面积累计已达8100万平方米，比1950年增加7849万平方米，[4]在城镇职工居住的住宅中，占将近一半的住宅是由国家提供的。
2．自建公助。仅1956年，全国就有]678个厂矿企业推行了“自建公助”的办法，全年新建的住宅面积达252万平方米，有6万多名职工搬进了新房。铁路、煤矿、纺织三个系统帮助职工自建了245．3万多平方米住宅，解决了8．1万户职工的居住问题。[5]
3．互换住宅。如沈阳市“动员居民腾出多余房屋和远近互相对换，使一千户缺房户和住宅离工厂较远的职工得到方便的安身之所”。[6]另据报道，“几年来，哈尔滨市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双方自愿的原则，调剂互换住宅已有3011户。其中，职工住宅与工作地址距离远、跨区互换的占．3％；居住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少不相适应、区内互换的占35．7％。”[7]?
农村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分得住房。河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使贫苦农民的居住面积显著增加。据调查，在开展了土地改革的14个县、32个村中，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97．2，中农为86．8，贫农为57．3，雇农为40．8；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4个县、10个村中，房屋分布十分悬殊，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60．8，中农为40．8，贫农为21．0，雇农为2．8。土改运动使贫苦农民的住房状况得到改善。[1]（PP.59-60）其次是农民自建住房。据《河南省志》记载，1951—1954年，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部分农民开始翻修旧房，把一些简易房舍建成永久性房屋。据1954年对河南省50个县993户农民的调查，在农村房屋中，瓦房占32．4％，砖土平房占7．7％，草房占55．8％，窑洞占4．1％，平均每户使用房屋4．73间／其中住房为3．84间），已超过1937年的水平。[1]（p．68）
（四）日用品消费有所进步，耐用品消费微乎其微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城乡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家庭主要以吃穿为主，日用品消费支出很少。就城镇居民来说，多数城镇居民家庭布置比较简单。一般家庭拥有的家具多为日常必需的桌子、凳子、箱子、柜子和床，且质量不高。一些干部家庭的家具多为机关配备。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日用品消费有所变化，一般职工家庭洗衣服多用肥皂，洗衣盆、洗脸盆和面盆都换成了搪瓷盆，喝茶用搪瓷茶缸，大部分家庭用上了保温瓶。许多大中城市居民家庭结束了过去用油灯照明的历史，用上了电灯。受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职工对纸张、钢笔、铅笔的消费量较少。高档一点的日用品如香皂、铝锅、钟表消费量也比较少。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虽然开始出现在城镇居民家庭中，但仅限于*和高收入①家庭。1956年在城镇居民中每百人缝纫机消费量为0．2台、手表为1．27只、自行车为0．5辆、收音机为0．14部。[8]
农村居民日用品消费更为简单。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饮食和衣着消费，日用品消费微乎其微。1957年农村居民人均日用品及其他消费开支不到5元，支出比例仅占全部支出的6．9％，排在吃、穿、烧之后。[9]普通农家仅有床、桌子和几张长凳，较富裕的家庭才有衣柜，多为世代相传。日用品的自给性消费比重很大，一般用火镰打火，用皂角洗衣服，洗脸盆、面盆、洗衣盆多为木制盆或陶盆，锅为手工作坊制铁锅或铜锅，日常照明以油灯为主。
二、城乡居民文教卫生水平的变化
（一）城乡居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1949—1956年，城乡居民在文化体育方面的消费支出水平虽然较低，但是由*承担、城乡居民免费享有，这些文化体育活动使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和身心健康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提高。
1．开展了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全国性扫盲运动。为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党的号召下，从1950年开始，全国普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农村通过开办农民业余文化学校（也称民校）、记工*、识字小组等扫除文盲，城市通过开办厂校和地方性学校展开扫盲。翻身做主人的工农群众表现出巨大的学习热情，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大家动手，扫除文盲”的感人场面。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截至1956年底，全国累计扫除文盲2076．3万人，成千上万的群众摆脱了目不识丁的愚昧状态。[4]（P．176）
2．群众性文化活动异彩纷呈。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开展，掌握了文化的群众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和文艺表演，充分享受文化带来的乐趣。据报道，“工人们有了自己的报纸——‘盐场大众报’；有三百六十多个盐工学会了写稿，其中五十多名成为报纸的模范工人通讯员”。[10]工人们不但创作了各种文艺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表演能力。“新港工人们的文化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四百多个爱好文艺的工人们组成了京剧、评剧、话剧、歌咏、舞蹈等十多个业余文艺组织，他们经常在文艺晚会上给广大的工人群众演出。”[11]据统计，1954年在全国各基层组织中，有业余剧团7046个，有演员及工作人员183600余人。音乐、舞蹈、文艺、美术组织共17680余组，参加人员有199730余人。基层以上的各级工会组织有专业剧团24个，业余剧团670余个。[12]
3．形成了群众体育活动的热潮。党和*十分重视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大力推进人民体育事业的发展。一是广泛开展广播体操活动。各地*机关和工矿企业相继推广了工间操制度，这成为广大干部职工最普遍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教育部门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了广播体操、儿童广播体操活动。劳卫制②在中等以上学校和很多厂矿企业、机关中也得到普遍推行。二是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各地在厂矿、中等以上学校、机关和民兵中普遍开展了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打拳等各种体育运动。各单位还纷纷组织了运动队，如天津塘沽新港的码头工人和筑港工人们成立篮球、排球、足球等18个球队，队员有200多人。[11]三是体育竞赛活动空前活跃。各级机关、厂矿企业经常举办单位内部以及单位之间的比赛。据统计，1949—1956年在全国32个城市举办了122次运动会，有36783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全国性竞赛有57次。[13]
（二）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分重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国基本达到县县有医院，大量的乡建有诊所。1956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07305个，其中医院3903个、疗养院799个、门诊所86866个、专业防治所（站）637个、卫生防疫站14个、妇幼保健站45个、药品检验所（室）27个、医学科学研究机构26个，其他卫生机构9019个。全国医院、疗养院的床位数为41．4万张，其中医院床位26．2万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14]
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我国*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对危害人民最大、流行最广的疾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防治工作，从1952年开始开展群众*国卫生运动，促进了城乡环境的清洁，预防了疫病的传染。到1956年底，我国内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鼠疫频发地区的疫情先后得到控制。天花除在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在全国已近绝迹。霍乱得到消除。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因伤寒、疟疾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
我国卫生状况和医疗条件显著改善使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到1956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从前的30‰。下降到11．40‰，[14]（P.105）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80．8‰左右，③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57岁。④
三、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差距和消费差距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1955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6．8％，而同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为：美国3．1％、英国4．3％、法国5．6％、联邦德国18．9％、日本18．8％、印度5．1％。⑤据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中国GDP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1950年为4．6％，1952年升至5．2％，1956年升至5．4％。”[15]改变了从16世纪以来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的局面。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195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28亿元，不及美国的1／10，相当于苏联的1／4。闪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195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0美元，相当于日本（1600美元）的1／10，略低于印度（170美元），高于其他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低收入国家中较为靠前。[17]
食品消费差距1957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8．4％，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农村居民为65．8％，处于绝对贫困阶段。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要高于同时期的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中国居民食物结构中，粮食占绝对比重，肉类、蛋类很少，奶类几乎是空白，而其他国家居民粮食消费量只占整个食物消费量的1／3或1／2。如果以1956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204公斤）为100，则美国居民粮食消费量为中国居民粮食消费量的33％，英国为42％、法国为52％、日本为73％、印度为61％。可见中国居民食物结构单一，对粮食依赖性极大。⑥
医疗卫生差距1956年，中国卫生机构数为107305个，每千人医院床位数仅为0．42张，每千人医生数仅为0．84人；[14]（PP.540-543）同时期，苏联每千人床位数为6．76张，医生数为1．6人；美国每千人床位数为9．6张，医生数为1．32人。[18]据中国11个省的统计数据，1957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为57．9岁，[19]披近中等收入国家1960年的水平。⑦
文化教育差距1957年，中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7180．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6．8人、中学生110人、小学生994人；同期美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155人、中学生460人、小学生1569人，英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21人、中学生474人、小学生1016人，法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45人、中学生244人、小学生1209人，日本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69人、中学生961人、小学生1399人。[18]（PP．406，579，790.910）说明当时我国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比较低，教育水平比较落后。
通过比较看出，经过1949—1956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依然巨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当时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社会生产力还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分析
1949—195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期。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由过去的“饥寒型”逐步向“温饱型”转变，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
1．国家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发展策略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保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党和*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广大群众从生活水平的改善中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坚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在经济工作的宏观控制上，正确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科学地安排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积累率较低，实行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后积累率有所提高，但始终保持在26％以下，1949—1953年平均积累率为24％，做到了兼顾生产和人民生活，激发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健康地进行。
2．稳定的市场物价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保障。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心，1950年，财政、商业、银行等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牢固地掌握了市场物价的领导权，物价趋于稳定。以1950年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52年时下降为92．6。[20]1953—1956年期间，国家先后对粮食、食油、棉花、棉布等重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并规定了若干重要工业品的全国统一出厂价，调整和缩小了许多商品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批零差价，从而保证了对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1956年我国基本建设迅猛发展，职工人数增多，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使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物价向上波动。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于1956年下半年暂时冻结了物价，煞住了涨价风。正是由于党和国家一直坚持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使我国城乡市场物价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局面，对于保障国民经济建设和安定人民生活起到良好作用。
3．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1949—1956年，党和*在恢复农业生产、进行土地改革、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国家投资兴建了一系列大型农田水利设施。推广使用了拖拉机、化肥、农药等农用机械和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绩。人均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576斤增加到1956年的620斤，棉花产量从4．6斤增加到4．7斤，油料从9．5斤增加到16．4斤，水产品从5．9斤增加到8．6斤。[14]（P.184）农业生产的恢复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703．6亿元。1956年同1949年相比，棉纱产量增长了1．9倍，棉布增长了2．1倍，食糖增长了3．1倍，纸张增长了17．8％，胶鞋增长了2．6倍，自行车增长了44．7倍，原煤增长了2．4倍，原油增长了8．7倍，发电量增长了2．9倍，其他工业产品产量也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4]（PP.84-）
4．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长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条件。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从1949年的44元增长到1957年的73元，[21]农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从1953年的0．1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4．3亿元。[22]在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均家庭收入从1949年不足100元到1957年增长至254元，增长了1．5倍。[21] 总之，从纵向看，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短暂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旧中国相比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有限；从横向看，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1949—1956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以后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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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0 13:17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党领导人民群众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城乡居民结束了旧中国饥寒交迫的悲惨命运，绝大多数群众过上了家家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生活，温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人民群众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点燃起建设美好生活的梦想。
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
（一）食物消费有所改善，恩格尔系数稍有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各种农副产品生产增多，人民群众食不果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食物消费发生了新的变化。
1．细粮消费增加，粗粮消费减少。据1953年河南省财委对郑州、开封、安阳、焦作、洛阳、漯河、朱集（商丘）、南阳市和濮阳、获嘉县的调查表明，195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5．74公斤，其中细粮占58．93％、粗粮占41．07％；1952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7．03公斤，其中细粮占．58％、粗粮占35．42％；1953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2．25公斤，其中细粮占67．1％、粗粮占32．9％。农村居民细粮消费比例也在缓慢上升，从1950年到1956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细粮消费量从84公斤上升到91．5公斤，细粮所占比例从39％上升到42％。[1]
2．肉类、副食及蔬菜消费量有所改善。1949—1956年，吉林省职工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50斤，其中细粮占50％以上，为1941年的7倍多；人均蔬菜消费量为250斤左右；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1—16斤多，超过伪满时期1倍以上；人均鸡蛋消费量为20个，是1941年的3倍。人民生活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已经过着以细粮为主、鲜菜不缺、肉食近于经常、年节时更加丰盛的生活了。吉林省农民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5斤左右，人均细粮消费量逐年增加，l956年时约为54斤，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0斤多，均为1941年的3倍多。[2]
3．饮食支出比例变小。一份关于吉林省职工、农民生活支出的数据表明，与前相比，吉林省职工、农民的食品消费比重发生了变化，职工由1941年的60．32％下降到1956年的44．17％，农民由69．20％下降到61．27％。[2]（P.318）虽然食品消费所占生活费用的比重还很大，仍没有脱离贫困状态，但恩格尔系数下降的事实说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二）衣着消费有所改观，衣着质量依然不高
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用于衣着的消费支出也不断增长，城乡居民穿衣紧张的状况有所改观，人们的衣着打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城乡居民衣着消费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三个：
1．从实际消费上看，衣着消费量和实际支出有所增长。1957年时全国主要纺织品销售量大幅度增长，棉布销售量从1952年的30．8亿米增长到1957年的42．9亿米；呢绒从362．6万米增长到709．4万米；绸缎从3092．3万米增长到7090．8万米；针织内衣裤从2900．4万件增长到20253．6万件；衣着类商品销售总额由50．8亿元上升到82．6亿元。人均棉布消费量从1952年的17．12尺增长到1957年的20．47尺；呢绒从0．019尺增长到0．033尺；绸缎从O。163尺增长到0．334尺；针织内衣裤从0．05件增长到0．32件；人均衣着消费额从8．95元增长到12．98元。[3]
2．从布料上看，主要以机制棉布和土布为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棉布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对土布的需求量不断下降，呢绒、绸缎的消费很少。消费者选择衣料以价廉、耐穿为主要标准。
3．从款式上看，主要以列宁装、工作裤和军装为主。旗袍、马褂、西服等几乎从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造型简单、风格朴素的列宁装、工装裤和军装。这些服装价格便宜、实用性强，干起活来要比旗袍、西装方便得多，适合当时勤俭建国的客观需要。
（三）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居住状况依然紧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群? 众的居住条件，城乡居民居住状况得以改善。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途径主要有：
1．国家投资兴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加大了对居民住宅的投资。城市新建住宅面积不断增加。到1956年，全国新建住宅面积累计已达8100万平方米，比1950年增加7849万平方米，[4]在城镇职工居住的住宅中，占将近一半的住宅是由国家提供的。
2．自建公助。仅1956年，全国就有]678个厂矿企业推行了“自建公助”的办法，全年新建的住宅面积达252万平方米，有6万多名职工搬进了新房。铁路、煤矿、纺织三个系统帮助职工自建了245．3万多平方米住宅，解决了8．1万户职工的居住问题。[5]
3．互换住宅。如沈阳市“动员居民腾出多余房屋和远近互相对换，使一千户缺房户和住宅离工厂较远的职工得到方便的安身之所”。[6]另据报道，“几年来，哈尔滨市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双方自愿的原则，调剂互换住宅已有3011户。其中，职工住宅与工作地址距离远、跨区互换的占．3％；居住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少不相适应、区内互换的占35．7％。”[7]?
农村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分得住房。河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使贫苦农民的居住面积显著增加。据调查，在开展了土地改革的14个县、32个村中，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97．2，中农为86．8，贫农为57．3，雇农为40．8；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4个县、10个村中，房屋分布十分悬殊，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60．8，中农为40．8，贫农为21．0，雇农为2．8。土改运动使贫苦农民的住房状况得到改善。[1]（PP.59-60）其次是农民自建住房。据《河南省志》记载，1951—1954年，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部分农民开始翻修旧房，把一些简易房舍建成永久性房屋。据1954年对河南省50个县993户农民的调查，在农村房屋中，瓦房占32．4％，砖土平房占7．7％，草房占55．8％，窑洞占4．1％，平均每户使用房屋4．73间／其中住房为3．84间），已超过1937年的水平。[1]（p．68）
（四）日用品消费有所进步，耐用品消费微乎其微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城乡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家庭主要以吃穿为主，日用品消费支出很少。就城镇居民来说，多数城镇居民家庭布置比较简单。一般家庭拥有的家具多为日常必需的桌子、凳子、箱子、柜子和床，且质量不高。一些干部家庭的家具多为机关配备。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日用品消费有所变化，一般职工家庭洗衣服多用肥皂，洗衣盆、洗脸盆和面盆都换成了搪瓷盆，喝茶用搪瓷茶缸，大部分家庭用上了保温瓶。许多大中城市居民家庭结束了过去用油灯照明的历史，用上了电灯。受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职工对纸张、钢笔、铅笔的消费量较少。高档一点的日用品如香皂、铝锅、钟表消费量也比较少。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虽然开始出现在城镇居民家庭中，但仅限于*和高收入①家庭。1956年在城镇居民中每百人缝纫机消费量为0．2台、手表为1．27只、自行车为0．5辆、收音机为0．14部。[8]
农村居民日用品消费更为简单。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饮食和衣着消费，日用品消费微乎其微。1957年农村居民人均日用品及其他消费开支不到5元，支出比例仅占全部支出的6．9％，排在吃、穿、烧之后。[9]普通农家仅有床、桌子和几张长凳，较富裕的家庭才有衣柜，多为世代相传。日用品的自给性消费比重很大，一般用火镰打火，用皂角洗衣服，洗脸盆、面盆、洗衣盆多为木制盆或陶盆，锅为手工作坊制铁锅或铜锅，日常照明以油灯为主。
二、城乡居民文教卫生水平的变化
（一）城乡居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1949—1956年，城乡居民在文化体育方面的消费支出水平虽然较低，但是由*承担、城乡居民免费享有，这些文化体育活动使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和身心健康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提高。
1．开展了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全国性扫盲运动。为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党的号召下，从1950年开始，全国普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农村通过开办农民业余文化学校（也称民校）、记工*、识字小组等扫除文盲，城市通过开办厂校和地方性学校展开扫盲。翻身做主人的工农群众表现出巨大的学习热情，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大家动手，扫除文盲”的感人场面。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截至1956年底，全国累计扫除文盲2076．3万人，成千上万的群众摆脱了目不识丁的愚昧状态。[4]（P．176）
2．群众性文化活动异彩纷呈。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开展，掌握了文化的群众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和文艺表演，充分享受文化带来的乐趣。据报道，“工人们有了自己的报纸——‘盐场大众报’；有三百六十多个盐工学会了写稿，其中五十多名成为报纸的模范工人通讯员”。[10]工人们不但创作了各种文艺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表演能力。“新港工人们的文化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四百多个爱好文艺的工人们组成了京剧、评剧、话剧、歌咏、舞蹈等十多个业余文艺组织，他们经常在文艺晚会上给广大的工人群众演出。”[11]据统计，1954年在全国各基层组织中，有业余剧团7046个，有演员及工作人员183600余人。音乐、舞蹈、文艺、美术组织共17680余组，参加人员有199730余人。基层以上的各级工会组织有专业剧团24个，业余剧团670余个。[12]
3．形成了群众体育活动的热潮。党和*十分重视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大力推进人民体育事业的发展。一是广泛开展广播体操活动。各地*机关和工矿企业相继推广了工间操制度，这成为广大干部职工最普遍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教育部门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了广播体操、儿童广播体操活动。劳卫制②在中等以上学校和很多厂矿企业、机关中也得到普遍推行。二是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各地在厂矿、中等以上学校、机关和民兵中普遍开展了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打拳等各种体育运动。各单位还纷纷组织了运动队，如天津塘沽新港的码头工人和筑港工人们成立篮球、排球、足球等18个球队，队员有200多人。[11]三是体育竞赛活动空前活跃。各级机关、厂矿企业经常举办单位内部以及单位之间的比赛。据统计，1949—1956年在全国32个城市举办了122次运动会，有36783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全国性竞赛有57次。[13]
（二）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分重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国基本达到县县有医院，大量的乡建有诊所。1956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07305个，其中医院3903个、疗养院799个、门诊所86866个、专业防治所（站）637个、卫生防疫站14个、妇幼保健站45个、药品检验所（室）27个、医学科学研究机构26个，其他卫生机构9019个。全国医院、疗养院的床位数为41．4万张，其中医院床位26．2万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14]
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我国*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对危害人民最大、流行最广的疾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防治工作，从1952年开始开展群众*国卫生运动，促进了城乡环境的清洁，预防了疫病的传染。到1956年底，我国内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鼠疫频发地区的疫情先后得到控制。天花除在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在全国已近绝迹。霍乱得到消除。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因伤寒、疟疾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
我国卫生状况和医疗条件显著改善使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到1956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从前的30‰。下降到11．40‰，[14]（P.105）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80．8‰左右，③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57岁。④
三、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差距和消费差距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1955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6．8％，而同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为：美国3．1％、英国4．3％、法国5．6％、联邦德国18．9％、日本18．8％、印度5．1％。⑤据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中国GDP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1950年为4．6％，1952年升至5．2％，1956年升至5．4％。”[15]改变了从16世纪以来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的局面。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195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28亿元，不及美国的1／10，相当于苏联的1／4。闪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195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0美元，相当于日本（1600美元）的1／10，略低于印度（170美元），高于其他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低收入国家中较为靠前。[17]
食品消费差距1957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8．4％，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农村居民为65．8％，处于绝对贫困阶段。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要高于同时期的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中国居民食物结构中，粮食占绝对比重，肉类、蛋类很少，奶类几乎是空白，而其他国家居民粮食消费量只占整个食物消费量的1／3或1／2。如果以1956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204公斤）为100，则美国居民粮食消费量为中国居民粮食消费量的33％，英国为42％、法国为52％、日本为73％、印度为61％。可见中国居民食物结构单一，对粮食依赖性极大。⑥
医疗卫生差距1956年，中国卫生机构数为107305个，每千人医院床位数仅为0．42张，每千人医生数仅为0．84人；[14]（PP.540-543）同时期，苏联每千人床位数为6．76张，医生数为1．6人；美国每千人床位数为9．6张，医生数为1．32人。[18]据中国11个省的统计数据，1957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为57．9岁，[19]披近中等收入国家1960年的水平。⑦
文化教育差距1957年，中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7180．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6．8人、中学生110人、小学生994人；同期美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155人、中学生460人、小学生1569人，英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21人、中学生474人、小学生1016人，法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45人、中学生244人、小学生1209人，日本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69人、中学生961人、小学生1399人。[18]（PP．406，579，790.910）说明当时我国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比较低，教育水平比较落后。
通过比较看出，经过1949—1956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依然巨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当时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社会生产力还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分析
1949—195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期。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由过去的“饥寒型”逐步向“温饱型”转变，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
1．国家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发展策略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保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党和*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广大群众从生活水平的改善中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坚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在经济工作的宏观控制上，正确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科学地安排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积累率较低，实行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后积累率有所提高，但始终保持在26％以下，1949—1953年平均积累率为24％，做到了兼顾生产和人民生活，激发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健康地进行。
2．稳定的市场物价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保障。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心，1950年，财政、商业、银行等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牢固地掌握了市场物价的领导权，物价趋于稳定。以1950年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52年时下降为92．6。[20]1953—1956年期间，国家先后对粮食、食油、棉花、棉布等重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并规定了若干重要工业品的全国统一出厂价，调整和缩小了许多商品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批零差价，从而保证了对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1956年我国基本建设迅猛发展，职工人数增多，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使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物价向上波动。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于1956年下半年暂时冻结了物价，煞住了涨价风。正是由于党和国家一直坚持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使我国城乡市场物价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局面，对于保障国民经济建设和安定人民生活起到良好作用。
3．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1949—1956年，党和*在恢复农业生产、进行土地改革、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国家投资兴建了一系列大型农田水利设施。推广使用了拖拉机、化肥、农药等农用机械和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绩。人均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576斤增加到1956年的620斤，棉花产量从4．6斤增加到4．7斤，油料从9．5斤增加到16．4斤，水产品从5．9斤增加到8．6斤。[14]（P.184）农业生产的恢复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703．6亿元。1956年同1949年相比，棉纱产量增长了1．9倍，棉布增长了2．1倍，食糖增长了3．1倍，纸张增长了17．8％，胶鞋增长了2．6倍，自行车增长了44．7倍，原煤增长了2．4倍，原油增长了8．7倍，发电量增长了2．9倍，其他工业产品产量也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4]（PP.84-）
4．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长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条件。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从1949年的44元增长到1957年的73元，[21]农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从1953年的0．1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4．3亿元。[22]在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均家庭收入从1949年不足100元到1957年增长至254元，增长了1．5倍。[21] 总之，从纵向看，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短暂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旧中国相比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有限；从横向看，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1949—1956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以后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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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0 13:17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党领导人民群众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城乡居民结束了旧中国饥寒交迫的悲惨命运，绝大多数群众过上了家家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生活，温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人民群众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点燃起建设美好生活的梦想。
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
（一）食物消费有所改善，恩格尔系数稍有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各种农副产品生产增多，人民群众食不果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食物消费发生了新的变化。
1．细粮消费增加，粗粮消费减少。据1953年河南省财委对郑州、开封、安阳、焦作、洛阳、漯河、朱集（商丘）、南阳市和濮阳、获嘉县的调查表明，195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5．74公斤，其中细粮占58．93％、粗粮占41．07％；1952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7．03公斤，其中细粮占．58％、粗粮占35．42％；1953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2．25公斤，其中细粮占67．1％、粗粮占32．9％。农村居民细粮消费比例也在缓慢上升，从1950年到1956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细粮消费量从84公斤上升到91．5公斤，细粮所占比例从39％上升到42％。[1]
2．肉类、副食及蔬菜消费量有所改善。1949—1956年，吉林省职工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50斤，其中细粮占50％以上，为1941年的7倍多；人均蔬菜消费量为250斤左右；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1—16斤多，超过伪满时期1倍以上；人均鸡蛋消费量为20个，是1941年的3倍。人民生活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已经过着以细粮为主、鲜菜不缺、肉食近于经常、年节时更加丰盛的生活了。吉林省农民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5斤左右，人均细粮消费量逐年增加，l956年时约为54斤，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0斤多，均为1941年的3倍多。[2]
3．饮食支出比例变小。一份关于吉林省职工、农民生活支出的数据表明，与前相比，吉林省职工、农民的食品消费比重发生了变化，职工由1941年的60．32％下降到1956年的44．17％，农民由69．20％下降到61．27％。[2]（P.318）虽然食品消费所占生活费用的比重还很大，仍没有脱离贫困状态，但恩格尔系数下降的事实说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二）衣着消费有所改观，衣着质量依然不高
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用于衣着的消费支出也不断增长，城乡居民穿衣紧张的状况有所改观，人们的衣着打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城乡居民衣着消费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三个：
1．从实际消费上看，衣着消费量和实际支出有所增长。1957年时全国主要纺织品销售量大幅度增长，棉布销售量从1952年的30．8亿米增长到1957年的42．9亿米；呢绒从362．6万米增长到709．4万米；绸缎从3092．3万米增长到7090．8万米；针织内衣裤从2900．4万件增长到20253．6万件；衣着类商品销售总额由50．8亿元上升到82．6亿元。人均棉布消费量从1952年的17．12尺增长到1957年的20．47尺；呢绒从0．019尺增长到0．033尺；绸缎从O。163尺增长到0．334尺；针织内衣裤从0．05件增长到0．32件；人均衣着消费额从8．95元增长到12．98元。[3]
2．从布料上看，主要以机制棉布和土布为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棉布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对土布的需求量不断下降，呢绒、绸缎的消费很少。消费者选择衣料以价廉、耐穿为主要标准。
3．从款式上看，主要以列宁装、工作裤和军装为主。旗袍、马褂、西服等几乎从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造型简单、风格朴素的列宁装、工装裤和军装。这些服装价格便宜、实用性强，干起活来要比旗袍、西装方便得多，适合当时勤俭建国的客观需要。
（三）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居住状况依然紧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群? 众的居住条件，城乡居民居住状况得以改善。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途径主要有：
1．国家投资兴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加大了对居民住宅的投资。城市新建住宅面积不断增加。到1956年，全国新建住宅面积累计已达8100万平方米，比1950年增加7849万平方米，[4]在城镇职工居住的住宅中，占将近一半的住宅是由国家提供的。
2．自建公助。仅1956年，全国就有]678个厂矿企业推行了“自建公助”的办法，全年新建的住宅面积达252万平方米，有6万多名职工搬进了新房。铁路、煤矿、纺织三个系统帮助职工自建了245．3万多平方米住宅，解决了8．1万户职工的居住问题。[5]
3．互换住宅。如沈阳市“动员居民腾出多余房屋和远近互相对换，使一千户缺房户和住宅离工厂较远的职工得到方便的安身之所”。[6]另据报道，“几年来，哈尔滨市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双方自愿的原则，调剂互换住宅已有3011户。其中，职工住宅与工作地址距离远、跨区互换的占．3％；居住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少不相适应、区内互换的占35．7％。”[7]?
农村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分得住房。河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使贫苦农民的居住面积显著增加。据调查，在开展了土地改革的14个县、32个村中，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97．2，中农为86．8，贫农为57．3，雇农为40．8；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4个县、10个村中，房屋分布十分悬殊，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60．8，中农为40．8，贫农为21．0，雇农为2．8。土改运动使贫苦农民的住房状况得到改善。[1]（PP.59-60）其次是农民自建住房。据《河南省志》记载，1951—1954年，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部分农民开始翻修旧房，把一些简易房舍建成永久性房屋。据1954年对河南省50个县993户农民的调查，在农村房屋中，瓦房占32．4％，砖土平房占7．7％，草房占55．8％，窑洞占4．1％，平均每户使用房屋4．73间／其中住房为3．84间），已超过1937年的水平。[1]（p．68）
（四）日用品消费有所进步，耐用品消费微乎其微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城乡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家庭主要以吃穿为主，日用品消费支出很少。就城镇居民来说，多数城镇居民家庭布置比较简单。一般家庭拥有的家具多为日常必需的桌子、凳子、箱子、柜子和床，且质量不高。一些干部家庭的家具多为机关配备。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日用品消费有所变化，一般职工家庭洗衣服多用肥皂，洗衣盆、洗脸盆和面盆都换成了搪瓷盆，喝茶用搪瓷茶缸，大部分家庭用上了保温瓶。许多大中城市居民家庭结束了过去用油灯照明的历史，用上了电灯。受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职工对纸张、钢笔、铅笔的消费量较少。高档一点的日用品如香皂、铝锅、钟表消费量也比较少。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虽然开始出现在城镇居民家庭中，但仅限于*和高收入①家庭。1956年在城镇居民中每百人缝纫机消费量为0．2台、手表为1．27只、自行车为0．5辆、收音机为0．14部。[8]
农村居民日用品消费更为简单。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饮食和衣着消费，日用品消费微乎其微。1957年农村居民人均日用品及其他消费开支不到5元，支出比例仅占全部支出的6．9％，排在吃、穿、烧之后。[9]普通农家仅有床、桌子和几张长凳，较富裕的家庭才有衣柜，多为世代相传。日用品的自给性消费比重很大，一般用火镰打火，用皂角洗衣服，洗脸盆、面盆、洗衣盆多为木制盆或陶盆，锅为手工作坊制铁锅或铜锅，日常照明以油灯为主。
二、城乡居民文教卫生水平的变化
（一）城乡居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1949—1956年，城乡居民在文化体育方面的消费支出水平虽然较低，但是由*承担、城乡居民免费享有，这些文化体育活动使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和身心健康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提高。
1．开展了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全国性扫盲运动。为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党的号召下，从1950年开始，全国普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农村通过开办农民业余文化学校（也称民校）、记工*、识字小组等扫除文盲，城市通过开办厂校和地方性学校展开扫盲。翻身做主人的工农群众表现出巨大的学习热情，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大家动手，扫除文盲”的感人场面。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截至1956年底，全国累计扫除文盲2076．3万人，成千上万的群众摆脱了目不识丁的愚昧状态。[4]（P．176）
2．群众性文化活动异彩纷呈。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开展，掌握了文化的群众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和文艺表演，充分享受文化带来的乐趣。据报道，“工人们有了自己的报纸——‘盐场大众报’；有三百六十多个盐工学会了写稿，其中五十多名成为报纸的模范工人通讯员”。[10]工人们不但创作了各种文艺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表演能力。“新港工人们的文化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四百多个爱好文艺的工人们组成了京剧、评剧、话剧、歌咏、舞蹈等十多个业余文艺组织，他们经常在文艺晚会上给广大的工人群众演出。”[11]据统计，1954年在全国各基层组织中，有业余剧团7046个，有演员及工作人员183600余人。音乐、舞蹈、文艺、美术组织共17680余组，参加人员有199730余人。基层以上的各级工会组织有专业剧团24个，业余剧团670余个。[12]
3．形成了群众体育活动的热潮。党和*十分重视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大力推进人民体育事业的发展。一是广泛开展广播体操活动。各地*机关和工矿企业相继推广了工间操制度，这成为广大干部职工最普遍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教育部门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了广播体操、儿童广播体操活动。劳卫制②在中等以上学校和很多厂矿企业、机关中也得到普遍推行。二是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各地在厂矿、中等以上学校、机关和民兵中普遍开展了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打拳等各种体育运动。各单位还纷纷组织了运动队，如天津塘沽新港的码头工人和筑港工人们成立篮球、排球、足球等18个球队，队员有200多人。[11]三是体育竞赛活动空前活跃。各级机关、厂矿企业经常举办单位内部以及单位之间的比赛。据统计，1949—1956年在全国32个城市举办了122次运动会，有36783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全国性竞赛有57次。[13]
（二）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分重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国基本达到县县有医院，大量的乡建有诊所。1956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07305个，其中医院3903个、疗养院799个、门诊所86866个、专业防治所（站）637个、卫生防疫站14个、妇幼保健站45个、药品检验所（室）27个、医学科学研究机构26个，其他卫生机构9019个。全国医院、疗养院的床位数为41．4万张，其中医院床位26．2万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14]
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我国*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对危害人民最大、流行最广的疾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防治工作，从1952年开始开展群众*国卫生运动，促进了城乡环境的清洁，预防了疫病的传染。到1956年底，我国内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鼠疫频发地区的疫情先后得到控制。天花除在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在全国已近绝迹。霍乱得到消除。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因伤寒、疟疾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
我国卫生状况和医疗条件显著改善使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到1956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从前的30‰。下降到11．40‰，[14]（P.105）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80．8‰左右，③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57岁。④
三、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差距和消费差距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1955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6．8％，而同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为：美国3．1％、英国4．3％、法国5．6％、联邦德国18．9％、日本18．8％、印度5．1％。⑤据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中国GDP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1950年为4．6％，1952年升至5．2％，1956年升至5．4％。”[15]改变了从16世纪以来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的局面。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195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28亿元，不及美国的1／10，相当于苏联的1／4。闪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195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0美元，相当于日本（1600美元）的1／10，略低于印度（170美元），高于其他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低收入国家中较为靠前。[17]
食品消费差距1957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8．4％，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农村居民为65．8％，处于绝对贫困阶段。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要高于同时期的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中国居民食物结构中，粮食占绝对比重，肉类、蛋类很少，奶类几乎是空白，而其他国家居民粮食消费量只占整个食物消费量的1／3或1／2。如果以1956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204公斤）为100，则美国居民粮食消费量为中国居民粮食消费量的33％，英国为42％、法国为52％、日本为73％、印度为61％。可见中国居民食物结构单一，对粮食依赖性极大。⑥
医疗卫生差距1956年，中国卫生机构数为107305个，每千人医院床位数仅为0．42张，每千人医生数仅为0．84人；[14]（PP.540-543）同时期，苏联每千人床位数为6．76张，医生数为1．6人；美国每千人床位数为9．6张，医生数为1．32人。[18]据中国11个省的统计数据，1957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为57．9岁，[19]披近中等收入国家1960年的水平。⑦
文化教育差距1957年，中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7180．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6．8人、中学生110人、小学生994人；同期美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155人、中学生460人、小学生1569人，英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21人、中学生474人、小学生1016人，法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45人、中学生244人、小学生1209人，日本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69人、中学生961人、小学生1399人。[18]（PP．406，579，790.910）说明当时我国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比较低，教育水平比较落后。
通过比较看出，经过1949—1956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依然巨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当时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社会生产力还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分析
1949—195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期。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由过去的“饥寒型”逐步向“温饱型”转变，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
1．国家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发展策略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保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党和*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广大群众从生活水平的改善中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坚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在经济工作的宏观控制上，正确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科学地安排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积累率较低，实行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后积累率有所提高，但始终保持在26％以下，1949—1953年平均积累率为24％，做到了兼顾生产和人民生活，激发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健康地进行。
2．稳定的市场物价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保障。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心，1950年，财政、商业、银行等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牢固地掌握了市场物价的领导权，物价趋于稳定。以1950年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52年时下降为92．6。[20]1953—1956年期间，国家先后对粮食、食油、棉花、棉布等重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并规定了若干重要工业品的全国统一出厂价，调整和缩小了许多商品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批零差价，从而保证了对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1956年我国基本建设迅猛发展，职工人数增多，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使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物价向上波动。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于1956年下半年暂时冻结了物价，煞住了涨价风。正是由于党和国家一直坚持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使我国城乡市场物价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局面，对于保障国民经济建设和安定人民生活起到良好作用。
3．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1949—1956年，党和*在恢复农业生产、进行土地改革、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国家投资兴建了一系列大型农田水利设施。推广使用了拖拉机、化肥、农药等农用机械和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绩。人均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576斤增加到1956年的620斤，棉花产量从4．6斤增加到4．7斤，油料从9．5斤增加到16．4斤，水产品从5．9斤增加到8．6斤。[14]（P.184）农业生产的恢复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703．6亿元。1956年同1949年相比，棉纱产量增长了1．9倍，棉布增长了2．1倍，食糖增长了3．1倍，纸张增长了17．8％，胶鞋增长了2．6倍，自行车增长了44．7倍，原煤增长了2．4倍，原油增长了8．7倍，发电量增长了2．9倍，其他工业产品产量也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4]（PP.84-）
4．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长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条件。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从1949年的44元增长到1957年的73元，[21]农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从1953年的0．1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4．3亿元。[22]在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均家庭收入从1949年不足100元到1957年增长至254元，增长了1．5倍。[21] 总之，从纵向看，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短暂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旧中国相比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有限；从横向看，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1949—1956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以后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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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0 13:17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党领导人民群众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城乡居民结束了旧中国饥寒交迫的悲惨命运，绝大多数群众过上了家家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生活，温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人民群众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点燃起建设美好生活的梦想。
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
（一）食物消费有所改善，恩格尔系数稍有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各种农副产品生产增多，人民群众食不果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食物消费发生了新的变化。
1．细粮消费增加，粗粮消费减少。据1953年河南省财委对郑州、开封、安阳、焦作、洛阳、漯河、朱集（商丘）、南阳市和濮阳、获嘉县的调查表明，195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5．74公斤，其中细粮占58．93％、粗粮占41．07％；1952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7．03公斤，其中细粮占．58％、粗粮占35．42％；1953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2．25公斤，其中细粮占67．1％、粗粮占32．9％。农村居民细粮消费比例也在缓慢上升，从1950年到1956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细粮消费量从84公斤上升到91．5公斤，细粮所占比例从39％上升到42％。[1]
2．肉类、副食及蔬菜消费量有所改善。1949—1956年，吉林省职工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50斤，其中细粮占50％以上，为1941年的7倍多；人均蔬菜消费量为250斤左右；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1—16斤多，超过伪满时期1倍以上；人均鸡蛋消费量为20个，是1941年的3倍。人民生活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已经过着以细粮为主、鲜菜不缺、肉食近于经常、年节时更加丰盛的生活了。吉林省农民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5斤左右，人均细粮消费量逐年增加，l956年时约为54斤，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0斤多，均为1941年的3倍多。[2]
3．饮食支出比例变小。一份关于吉林省职工、农民生活支出的数据表明，与前相比，吉林省职工、农民的食品消费比重发生了变化，职工由1941年的60．32％下降到1956年的44．17％，农民由69．20％下降到61．27％。[2]（P.318）虽然食品消费所占生活费用的比重还很大，仍没有脱离贫困状态，但恩格尔系数下降的事实说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二）衣着消费有所改观，衣着质量依然不高
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用于衣着的消费支出也不断增长，城乡居民穿衣紧张的状况有所改观，人们的衣着打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城乡居民衣着消费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三个：
1．从实际消费上看，衣着消费量和实际支出有所增长。1957年时全国主要纺织品销售量大幅度增长，棉布销售量从1952年的30．8亿米增长到1957年的42．9亿米；呢绒从362．6万米增长到709．4万米；绸缎从3092．3万米增长到7090．8万米；针织内衣裤从2900．4万件增长到20253．6万件；衣着类商品销售总额由50．8亿元上升到82．6亿元。人均棉布消费量从1952年的17．12尺增长到1957年的20．47尺；呢绒从0．019尺增长到0．033尺；绸缎从O。163尺增长到0．334尺；针织内衣裤从0．05件增长到0．32件；人均衣着消费额从8．95元增长到12．98元。[3]
2．从布料上看，主要以机制棉布和土布为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棉布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对土布的需求量不断下降，呢绒、绸缎的消费很少。消费者选择衣料以价廉、耐穿为主要标准。
3．从款式上看，主要以列宁装、工作裤和军装为主。旗袍、马褂、西服等几乎从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造型简单、风格朴素的列宁装、工装裤和军装。这些服装价格便宜、实用性强，干起活来要比旗袍、西装方便得多，适合当时勤俭建国的客观需要。
（三）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居住状况依然紧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群? 众的居住条件，城乡居民居住状况得以改善。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途径主要有：
1．国家投资兴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加大了对居民住宅的投资。城市新建住宅面积不断增加。到1956年，全国新建住宅面积累计已达8100万平方米，比1950年增加7849万平方米，[4]在城镇职工居住的住宅中，占将近一半的住宅是由国家提供的。
2．自建公助。仅1956年，全国就有]678个厂矿企业推行了“自建公助”的办法，全年新建的住宅面积达252万平方米，有6万多名职工搬进了新房。铁路、煤矿、纺织三个系统帮助职工自建了245．3万多平方米住宅，解决了8．1万户职工的居住问题。[5]
3．互换住宅。如沈阳市“动员居民腾出多余房屋和远近互相对换，使一千户缺房户和住宅离工厂较远的职工得到方便的安身之所”。[6]另据报道，“几年来，哈尔滨市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双方自愿的原则，调剂互换住宅已有3011户。其中，职工住宅与工作地址距离远、跨区互换的占．3％；居住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少不相适应、区内互换的占35．7％。”[7]?
农村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分得住房。河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使贫苦农民的居住面积显著增加。据调查，在开展了土地改革的14个县、32个村中，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97．2，中农为86．8，贫农为57．3，雇农为40．8；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4个县、10个村中，房屋分布十分悬殊，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60．8，中农为40．8，贫农为21．0，雇农为2．8。土改运动使贫苦农民的住房状况得到改善。[1]（PP.59-60）其次是农民自建住房。据《河南省志》记载，1951—1954年，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部分农民开始翻修旧房，把一些简易房舍建成永久性房屋。据1954年对河南省50个县993户农民的调查，在农村房屋中，瓦房占32．4％，砖土平房占7．7％，草房占55．8％，窑洞占4．1％，平均每户使用房屋4．73间／其中住房为3．84间），已超过1937年的水平。[1]（p．68）
（四）日用品消费有所进步，耐用品消费微乎其微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城乡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家庭主要以吃穿为主，日用品消费支出很少。就城镇居民来说，多数城镇居民家庭布置比较简单。一般家庭拥有的家具多为日常必需的桌子、凳子、箱子、柜子和床，且质量不高。一些干部家庭的家具多为机关配备。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日用品消费有所变化，一般职工家庭洗衣服多用肥皂，洗衣盆、洗脸盆和面盆都换成了搪瓷盆，喝茶用搪瓷茶缸，大部分家庭用上了保温瓶。许多大中城市居民家庭结束了过去用油灯照明的历史，用上了电灯。受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职工对纸张、钢笔、铅笔的消费量较少。高档一点的日用品如香皂、铝锅、钟表消费量也比较少。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虽然开始出现在城镇居民家庭中，但仅限于*和高收入①家庭。1956年在城镇居民中每百人缝纫机消费量为0．2台、手表为1．27只、自行车为0．5辆、收音机为0．14部。[8]
农村居民日用品消费更为简单。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饮食和衣着消费，日用品消费微乎其微。1957年农村居民人均日用品及其他消费开支不到5元，支出比例仅占全部支出的6．9％，排在吃、穿、烧之后。[9]普通农家仅有床、桌子和几张长凳，较富裕的家庭才有衣柜，多为世代相传。日用品的自给性消费比重很大，一般用火镰打火，用皂角洗衣服，洗脸盆、面盆、洗衣盆多为木制盆或陶盆，锅为手工作坊制铁锅或铜锅，日常照明以油灯为主。
二、城乡居民文教卫生水平的变化
（一）城乡居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1949—1956年，城乡居民在文化体育方面的消费支出水平虽然较低，但是由*承担、城乡居民免费享有，这些文化体育活动使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和身心健康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提高。
1．开展了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全国性扫盲运动。为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党的号召下，从1950年开始，全国普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农村通过开办农民业余文化学校（也称民校）、记工*、识字小组等扫除文盲，城市通过开办厂校和地方性学校展开扫盲。翻身做主人的工农群众表现出巨大的学习热情，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大家动手，扫除文盲”的感人场面。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截至1956年底，全国累计扫除文盲2076．3万人，成千上万的群众摆脱了目不识丁的愚昧状态。[4]（P．176）
2．群众性文化活动异彩纷呈。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开展，掌握了文化的群众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和文艺表演，充分享受文化带来的乐趣。据报道，“工人们有了自己的报纸——‘盐场大众报’；有三百六十多个盐工学会了写稿，其中五十多名成为报纸的模范工人通讯员”。[10]工人们不但创作了各种文艺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表演能力。“新港工人们的文化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四百多个爱好文艺的工人们组成了京剧、评剧、话剧、歌咏、舞蹈等十多个业余文艺组织，他们经常在文艺晚会上给广大的工人群众演出。”[11]据统计，1954年在全国各基层组织中，有业余剧团7046个，有演员及工作人员183600余人。音乐、舞蹈、文艺、美术组织共17680余组，参加人员有199730余人。基层以上的各级工会组织有专业剧团24个，业余剧团670余个。[12]
3．形成了群众体育活动的热潮。党和*十分重视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大力推进人民体育事业的发展。一是广泛开展广播体操活动。各地*机关和工矿企业相继推广了工间操制度，这成为广大干部职工最普遍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教育部门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了广播体操、儿童广播体操活动。劳卫制②在中等以上学校和很多厂矿企业、机关中也得到普遍推行。二是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各地在厂矿、中等以上学校、机关和民兵中普遍开展了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打拳等各种体育运动。各单位还纷纷组织了运动队，如天津塘沽新港的码头工人和筑港工人们成立篮球、排球、足球等18个球队，队员有200多人。[11]三是体育竞赛活动空前活跃。各级机关、厂矿企业经常举办单位内部以及单位之间的比赛。据统计，1949—1956年在全国32个城市举办了122次运动会，有36783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全国性竞赛有57次。[13]
（二）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分重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国基本达到县县有医院，大量的乡建有诊所。1956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07305个，其中医院3903个、疗养院799个、门诊所86866个、专业防治所（站）637个、卫生防疫站14个、妇幼保健站45个、药品检验所（室）27个、医学科学研究机构26个，其他卫生机构9019个。全国医院、疗养院的床位数为41．4万张，其中医院床位26．2万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14]
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我国*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对危害人民最大、流行最广的疾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防治工作，从1952年开始开展群众*国卫生运动，促进了城乡环境的清洁，预防了疫病的传染。到1956年底，我国内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鼠疫频发地区的疫情先后得到控制。天花除在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在全国已近绝迹。霍乱得到消除。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因伤寒、疟疾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
我国卫生状况和医疗条件显著改善使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到1956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从前的30‰。下降到11．40‰，[14]（P.105）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80．8‰左右，③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57岁。④
三、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差距和消费差距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1955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6．8％，而同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为：美国3．1％、英国4．3％、法国5．6％、联邦德国18．9％、日本18．8％、印度5．1％。⑤据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中国GDP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1950年为4．6％，1952年升至5．2％，1956年升至5．4％。”[15]改变了从16世纪以来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的局面。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195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28亿元，不及美国的1／10，相当于苏联的1／4。闪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195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0美元，相当于日本（1600美元）的1／10，略低于印度（170美元），高于其他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低收入国家中较为靠前。[17]
食品消费差距1957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8．4％，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农村居民为65．8％，处于绝对贫困阶段。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要高于同时期的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中国居民食物结构中，粮食占绝对比重，肉类、蛋类很少，奶类几乎是空白，而其他国家居民粮食消费量只占整个食物消费量的1／3或1／2。如果以1956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204公斤）为100，则美国居民粮食消费量为中国居民粮食消费量的33％，英国为42％、法国为52％、日本为73％、印度为61％。可见中国居民食物结构单一，对粮食依赖性极大。⑥
医疗卫生差距1956年，中国卫生机构数为107305个，每千人医院床位数仅为0．42张，每千人医生数仅为0．84人；[14]（PP.540-543）同时期，苏联每千人床位数为6．76张，医生数为1．6人；美国每千人床位数为9．6张，医生数为1．32人。[18]据中国11个省的统计数据，1957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为57．9岁，[19]披近中等收入国家1960年的水平。⑦
文化教育差距1957年，中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7180．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6．8人、中学生110人、小学生994人；同期美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155人、中学生460人、小学生1569人，英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21人、中学生474人、小学生1016人，法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45人、中学生244人、小学生1209人，日本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69人、中学生961人、小学生1399人。[18]（PP．406，579，790.910）说明当时我国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比较低，教育水平比较落后。
通过比较看出，经过1949—1956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依然巨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当时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社会生产力还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分析
1949—195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期。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由过去的“饥寒型”逐步向“温饱型”转变，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
1．国家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发展策略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保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党和*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广大群众从生活水平的改善中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坚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在经济工作的宏观控制上，正确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科学地安排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积累率较低，实行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后积累率有所提高，但始终保持在26％以下，1949—1953年平均积累率为24％，做到了兼顾生产和人民生活，激发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健康地进行。
2．稳定的市场物价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保障。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心，1950年，财政、商业、银行等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牢固地掌握了市场物价的领导权，物价趋于稳定。以1950年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52年时下降为92．6。[20]1953—1956年期间，国家先后对粮食、食油、棉花、棉布等重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并规定了若干重要工业品的全国统一出厂价，调整和缩小了许多商品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批零差价，从而保证了对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1956年我国基本建设迅猛发展，职工人数增多，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使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物价向上波动。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于1956年下半年暂时冻结了物价，煞住了涨价风。正是由于党和国家一直坚持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使我国城乡市场物价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局面，对于保障国民经济建设和安定人民生活起到良好作用。
3．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1949—1956年，党和*在恢复农业生产、进行土地改革、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国家投资兴建了一系列大型农田水利设施。推广使用了拖拉机、化肥、农药等农用机械和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绩。人均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576斤增加到1956年的620斤，棉花产量从4．6斤增加到4．7斤，油料从9．5斤增加到16．4斤，水产品从5．9斤增加到8．6斤。[14]（P.184）农业生产的恢复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703．6亿元。1956年同1949年相比，棉纱产量增长了1．9倍，棉布增长了2．1倍，食糖增长了3．1倍，纸张增长了17．8％，胶鞋增长了2．6倍，自行车增长了44．7倍，原煤增长了2．4倍，原油增长了8．7倍，发电量增长了2．9倍，其他工业产品产量也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4]（PP.84-）
4．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长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条件。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从1949年的44元增长到1957年的73元，[21]农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从1953年的0．1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4．3亿元。[22]在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均家庭收入从1949年不足100元到1957年增长至254元，增长了1．5倍。[21] 总之，从纵向看，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短暂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旧中国相比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有限；从横向看，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1949—1956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以后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