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太原某小区，救援人员正在营救小猫。裴思童/摄
9月17日，太原某小区，救援人员的摄像设备拍下卡在通风管道里的小猫。裴思童/摄
半个月前，我在自家小区救助了一只卡在管道里的小猫。
那是一根废弃的通风管，紧靠建筑外墙，狭窄幽深。我自己也养猫，它有段时间最爱玩开了孔的纸盒。所以，我能够想象那条管道对猫的吸引力。
我请来的专业动物救援人员印证了我的猜测。他告诉我，过去两年，他平均每天会救助一只猫，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困在建筑排风管道或通风井内。他解释说，很多小区的通风井不经常维修，会有破损孔洞，野猫为御寒或避险很容易钻进洞里出不来。每次救完猫咪，他会把那些洞口堵住或封上纱网。
仅仅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便可以防止流浪动物被卡，我有了一个全新视角去审视我所生活的城市。
城市似乎理应是人类的驻地。如今，地球上超过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有研究预测，到2030年，地球上近10%的陆地会被城市覆盖。
人类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建造城市里的一切，而生活在城市里的动物，更像是误入其中的“寄居者”。
不过，一些研究提醒我，城市的形成是动物和人类共同选择的结果。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北京肥沃、广阔的平原湿地，在吸引古人类定居的同时，也吸引动物，直到30年前，华北豹和黑熊还在市区周边徘徊，斑羚、猪獾和貉至今仍在郊区栖息；成都二环路77公里外，有野生雪豹出没；从西安市钟楼脚下的羊肉泡馍店出发驱车1小时，可以深入大熊猫和羚牛的栖息地。“简单来说，人类既没有比野生动物来得更早，也没有更晚，共存而已。”
人类与动物共存——众所周知却很难真的共同感知。
城市里的野生动物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截至2022年年底，上海共监测记录到鸟类518种、兽类46种、两栖类15种、爬行类36种。在北京，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刺猬、松鼠、黄鼠狼、狗獾、豹猫与蝙蝠都是十分常见的野生动物。
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呈现了人类受新冠疫情所困的一年，动物重夺生存空间：水豚出没于郊区、城市传来清晰鸟鸣、美洲狮走上街道……人们惊讶地发现，人类并非远离大自然，反而以一种深刻的方式与大自然紧密相连。
但作为城市空间的“领主”，我们很难真正关照并想象动物们在这个完全为人类服务的钢筋丛林里究竟该如何生存。
我曾经玩过一款名为《迷失Stray》的电子游戏，以流浪猫的视角观察城市。从前我熟知的事物变得有些可怕：排风扇可能划破爪子，下水道有坠落风险，垃圾桶边的酒瓶也可能将我绊倒……
在现实中，小动物在城市里面临的挑战比游戏中更残酷。
我在网上刷到过一条热门视频，内容是一只小刺猬在马路牙子上缩头探脚，不敢爬下去，评论区一串“可爱”的夸赞。现实难题是，城市小动物很难在适宜的活动范围内迁移。
硬质的水泥河堤，会让蝌蚪在变成青蛙后无法爬上岸；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对鸟类是致命的存在；高大的水坝阻挡鱼类正常洄游繁衍；为保持街道和公园整洁，落叶和灌木丛被清扫，不再适合动物冬眠。
当代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新书《为动物的正义》开篇中强调，“全世界的动物都处于困境中”，人类从未像现代工业革命以后这样高强度地支配这个世界，“从陆地、海洋到天空，任何非人动物都无法逃脱人类的支配”。
在人类的宰制下，许多动物都进行了“城市化”演变。
在日本仙台，科学家发现，当地乌鸦学会了把核桃扔到道路中间，让来往的车辆帮忙压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城市里家朱雀的喙比野外的同类更长更宽，这样他们更容易吃到人类放在喂鸟容器里的葵瓜籽；在波多黎各，蜥蜴们进化出角质鳞更多、更大的趾掌，适应城市光滑的墙壁和窗户。
上海也发生着类似的故事。“一丘之貉”中的“貉”在荒野中数量不断下降，却在城市中找到新的生机。它们生活在墙体的空隙、储藏室、煤气管道、废弃下水道里，靠人类丢弃的垃圾生活。王放曾介绍，上海推广垃圾分类后，居民定时定点扔垃圾，黄鼠狼也学会了定点察看垃圾桶，静候来此地觅食的小老鼠和昆虫。
动物们努力适应城市生活，作为城市的建造者，人类或许也有义务在城市空间中更多考虑动物的生存需求。
2013年，德国景观设计师托马斯·豪克在慕尼黑工业大学景观设计与公共空间系担任助理教授时发现，学生们虽然精通种植设计和植物学，但对动物学、生物学所知甚少。很少有人意识到，城市里的“野生”动物身处怎样的生存环境。
为此，他和生物学家沃尔夫冈·魏瑟尔开发出“动物辅助设计（Animal Aided Design,AAD）”方法，帮助设计师在城市中为动物打造栖息地。
比如，他们曾与一家建筑公司合作，在项目施工阶段鼓励住户在私家花园围栏底部留出直径至少10厘米的孔洞，为刺猬的无障碍通行创造条件；将麻雀的筑巢通过立面嵌套洞穴融入建筑中；在公共区域的小路种植树木，为蝙蝠狩猎指引方向。
中国城市也有着相似的实践。比如，上海曾在部分社区打造“生境花园”，将居民垃圾场或社区后墙夹缝的废弃土地，变成能供野生动物使用的花园。2023年10月1日，上海正式实施《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其中主要政策之一就是要在城市内为野生动物划分栖息地。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建有野生动物通道，以便黄鼠狼、松鼠等城市动物在不同绿地之间迁移。
有时，改造我们的城市甚至不需要如此“大刀阔斧”：小区的景观池内放几块大石头，让小鸟落脚喝水；路边的装饰花草替换为鸟兽可食用的植被；行道树中间搭一些绳索，便利松鼠活动；小区废弃的通风管道，贴上一张防止猫咪误入的纱网。
这些改变成本并不高，更实际的问题则是，我们或许很难真正体察动物的需求。
1975年，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出版《动物解放》，详细列举了军事研究、心理学研究、医学与化妆品工业等各种领域加诸动物身心的残酷之举，包括毒气、电击、用药、睡眠剥夺等。这本书在全球范围引发关注，它让隐蔽的动物权益问题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
玛莎·努斯鲍姆认为，相比过去，如今人们“虐待动物的新形式层出不穷”，很多时候“它们甚至不被视为虐待行为”。
一个自相矛盾的画面可能是：我们生活在能导致候鸟撞击死亡的高层建筑中，怜悯着网络视频里被虐杀的猫狗。
努斯鲍姆发出提醒：“我们方方面面都参与了对动物的伤害……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负有集体责任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我们对动物的关注依然没有跳脱“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
在我救助受困小猫后不久，在西双版纳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只困于水池的亚洲象也获得了救助。性质相同的事情引发不同的后续：救助亚洲象的新闻被各大媒体报道，而关于是否要费时费力费金钱去救流浪猫，则一直是互联网上的争议话题。
这是人们普遍的态度：优待“保护动物”“家养宠物”，剩下的不太在意。
努斯鲍姆批驳这类现象，认为这是一种高度“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它假设自然界拥有不同的层级跟秩序，而人类作为秩序梯队的顶端，有权利对动物进行分级，将部分满足人类利益或更接近人类的动物纳入所谓的伦理道德范畴内。
这种思维带来的影响是，能够为人类提供情感价值的动物才会被关注，另一些动物则被忽视。比如，一位爱猫人士可能会支持清除城市里会叼走流浪猫崽的其他动物。
努斯鲍姆认为，人类对动物的这种区隔也同样反映在人类社会内部——多么像那些对性别、种族或是国籍的偏见。
看见被忽视的动物，其实有助于看见我们自身。
一个7岁的孩子曾向担任国际伦理学学会主席的彼得·辛格询问：“拍死一只蚊子是谋杀吗？”这个问题看上去天真又荒诞，保持这样的讨论则帮助人类在文明的光谱上锚定方向。至少，它提醒我们应向一种真正的平等迈进，不仅仅是对动物，还有身边所有与我们不同的“他者”。
裴思童